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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两种“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结果也许可以迎来光明，也许是“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变法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为变法实在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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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既然官僚集团已经成了资源的掌控者，既然他们能够依靠这些掌控的资源很方便地发财，如果没有杀招（杀招不等于杀人的招儿），凭什么能让他们停止这种发财？所以变法最终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专制王朝的历史来看，太多的变法最后只是让朝廷陷入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怪圈。精简机构，最后机构却越简越多；减少征税，最后税没减少，不用交税的项目却减少了。太多的新政，都会被官僚集团当作皮球踢回来，或者用太极高招化为无形，搞不好还能撕破脸面公开对抗，最后妥协的只能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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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变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点都不亚于革命啊。鲁迅先生说，改变太难了，“连搬动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况是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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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难，充足而扎实的准备显得相当重要，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有两种准备：认识准备和物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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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基础——改变了的个人，也就是现代公民。也就是说，现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现代公民基础之上的。认识准备就是让大部分人成为现代公民，培育现代的公民意识。所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充分认识，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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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简单方便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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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有个人的权利，称作私权。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公民群体也有权利——民权。政府有政府的权利——公权。社会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以看做民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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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要捍卫私权和民权，也要捍卫政府的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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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步更难，那就是厘清和严守权利的正当性——权利的边界。当我们说到权利的边界的时候往往会去责难政府，因为他们伸手太长管得太多，而在管的过程中去获取额外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公权往往打着民权的旗号来事实上侵犯民权，这当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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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应该反思个人权利的边界。专制王朝的统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当私权遇到私权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权自动扩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权。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师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儿子、弟子或者儿子他妈他爸的私权，以忠孝观念或者情感来绑架私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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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权遇到公权之时，却又往往自动回缩。好民不跟官斗，见官自动降三分，这又是一代传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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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它无比的强大，它能推动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够理顺人民、社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三者权利的边界，甚至几乎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物质准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让大家都发财，去实现财务自由，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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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指资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创业、发财的机会基本均等，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另一部分拼死累活，最后收获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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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民间，不是政府去主导经济行为，甚至去制造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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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官富而民穷，也绝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而大部分人穷，因为少数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还比较贫穷的基础上，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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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为什么说物质准备是如此之重要，我们是可以拿清国的那个“好邻居”来举个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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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治维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政改（议会、宪法），其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上的。事实上明治维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于经济领域，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是从经济领域所做的改革，只是方式和方向与清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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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清国一样，出于抵御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开始也是从引进军工技术开始经济改革，但是，政府并不惧怕民间掌握这些所谓“高精尖”的技术，更不垄断这些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依靠整个国民的力量，将技术和资源推广到民间中小企业，通过法律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甚至国家在建成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后，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民间企业家，由民间参与国产化的设计和研发，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著名的日本跨国企业（比如三菱），它们的前身都是日本军工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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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是：带来了民间经济的兴起和活跃，全民走向共富，因为有经济行为作为联系纽带，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务，彼此需要，也相互制衡。在强大的民间经济对政治的诉求之下，1881年，睦仁发布诏书，承诺推行宪法，实行宪政，并在八年后（1889年）成功颁布宪法和推行宪政，第二年召开第一届国会，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此时距离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已经有21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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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出于统治的惯性，朝廷不仅没有“全民共富”的想法，甚至对人民根本没有信任。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去老百姓家收菜刀，老百姓买卖菜刀被严格控制，最后只能是几个邻居合用一把菜刀，碰上逢年过节大家就排队等着切菜。清国朝廷正是成功地继承了这个收菜刀的传统，朝廷似乎总在幻想全体国民骨子里都是暴民，第二天早晨起来满大街都是起义的队伍。于是在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朝廷不仅不敢把当时最新科技——军工技术下放到民间，甚至在其他民用领域（铁路、电报）等也严格垄断着技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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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造成的结果与明治维新截然不同。虽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要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近代经济，但是很遗憾，它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外患内乱的政治危机，它的本质是一场防御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破旧图强，更不是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由于老百姓一直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政事，经济改革的动力依靠的是官僚系统，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虽然通过一再调动，官员们搞洋务搞改革的热情是调动起来了，但谋来的福利也全部被官僚集团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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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大清的行政权和经济权仍然在一起纠缠不清，它们搅合在一起，又被皇权牢牢控制。在商业领域，政府的行政命令仍然大于一切，甚至完全可以去制造经济规律，替代市场行为。清国最大的企业，没有一家不是“官企”：要么是纯粹的“官办”，要么就是“官督商办”，反正都带一个“官”字。至于资产，自然也是归朝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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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百姓们来说，朝廷是看不见的，洋务运动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去向，就是落入官员们的口袋——官员们普遍富裕起来了。应该说大清国“官富”的现象一直都存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但真正使“官富”现象达到顶峰的，正是这场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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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富”相对应的，却是——“民穷”。财富是老百姓们创造的，却被官员们以“朝廷”的名义吸走了，一部分用来养官，一部分用来压民。老百姓们的发财机会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抢走，于是官富者越来越多，而民穷者并不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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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是这样了。由于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这场经济改革最终成为了一场实现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运动，政治精英变成了新的政治加经济精英，也就是形成了官员和资本的结合——官僚资本主义；政府部门变成了赚钱部门——它们既创造利益，又把控利益，然后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自己监督自己。而朝廷只有两张面孔，一个是傲慢霸道，一个是虚伪做作，因为经济改革的不成功，利益集团越来越顽固和强大，朝廷仍然没有走出那个千百年来的怪圈：只能在延长政权寿命和被形势所逼不得不做出些让步中，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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