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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底，他说有一本书稿要出版，嘱序于我。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厚厚的一本打印稿。读过之后才知，这本书稿作者是下过大功夫的，业余水平绝对弄不出来。作品所表现的中国蹒跚走出帝制、沉重迈向共和的主题十分鲜明，庞杂的史料经作者的梳理，展示得简洁有序而又不乏历史特有的深度，不由得让人产生沉甸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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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是由人和事构成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历史写作的基本功。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显示了功力，用的是以人带事的结构，试图糅合传统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抓住清末“老屋拆迁”和民国初年“共和月饼”一头一尾两大变局，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地体会“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震撼，可以更为精确地思考和把握中国的历史脉搏，以及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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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是财税学与财税史，并未专业做过晚清史研究。不过，我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财税改革下过功夫。这次阅读刘大木的书刚好可以拿来与晚清的财税改革作一个对比。虽然国内外对这两场革命进行对比研究的专著并不算少，但从财税角度进行对比的却不多见。武昌起义的背后是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背后是清廷的财政危机。自甲午战后，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赔款，清廷就不断地向西方列强借款。庚子年后，几乎要靠借款度日，自此几乎丧失了独立的财政主权。辛亥时期的南北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外借款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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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一旦财政失去独立，国家主权便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法国的情况也类似。为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长期对国王不满的第三等级利用三级会议发难。双方谈判不成，最终触发了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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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坊间的研究专书与论文繁多，通俗性的读物也不少，相关的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只是正经史学家的研究文章大多很枯燥，大众感兴趣的细节，他们又语焉不详，而通俗读物一般都是业余写手弄的，大部分史料不太靠谱。而且这一段历史因为处在变局的漩涡当中，头绪很多，非常复杂，真要全方位地编织史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刘大木是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啃了一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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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呈现的有：可靠史料基础上的鲜活的细节，平正通达而不失新颖的史观，通俗幽默而不失优雅的文笔。诸君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能感觉得到。近年来，历史类纪实性读物盛行，这实在是文化传播的好时机。文化普及需要有好书，而好书必须有好作者，好作者须具备三样东西：一是渊博扎实的学识，二是通俗优雅的好文笔，三是服务于大众读者的精神。英国的威尔斯、美国的房龙、日本的陈舜臣和盐野七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学术著作多为高头讲章，繁琐的考证加上艰涩的文笔，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如今将高深的学问转化成通俗读物，让大众读者能轻松阅读，不失为一项功德。一个国家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实在有赖于那些优质的历史读物。本书可以归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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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开放性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历史一次次被召唤，被激活，面对历史其实就是面对现实。时间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价值，仍引人深思。读史，或许是我们了解自己和未来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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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不少细节是我此前在同类其他书中不曾读到的，颇值得一读。比如书中提到甲午年的广州鼠疫，其中提供的数据为：1894年的鼠疫，广州死亡人数达11万，而同期的香港死亡人数仅2550人。愚昧的制度和观念杀害的人远远超过鼠疫。这一结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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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李鸿章在一次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双方曾有过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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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道：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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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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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精彩细节，在此不需透露太多，想知道的，诸君还是直接阅读原著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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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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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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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6日于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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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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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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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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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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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本书并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戏说历史的游戏之作，而是带有学术思考的通俗历史读物。本书史料真实，言而有据，万不敢胡编乱讲，望读者诸君监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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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本书的源起，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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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父亲北来，我陪他逛故宫。在天安门城楼上，几个身穿龙袍的师傅出租龙袍给游客照相。父亲有点心动，被我以时间太紧为由拉走了。在故宫里游览，一路上遇见好几批穿龙袍的照相师傅，他很想照一张，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出了御花园，吃过午饭，时间尚早，便一起去逛北海公园。过了白塔，在半山腰，赫然有一家龙袍照相馆，父亲毫不犹豫地闪了进去，换上龙袍，坐上龙椅，摆好姿势，照相。照片很快就拿到了——穿上龙袍的父亲看上去一脸疲惫，满脸沧桑，哪里有一点儿皇帝的样子？几天后，送走了父亲，我满心愧疚地反思这件事：在父亲心中，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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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天津，大理道，一家涮锅店，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吃晚饭。出来的时候，与门口一位帮着开门的保安聊了两句，惊讶地得知，这位老兄姓爱新觉罗，乃是庆亲王载振的孙辈，现住在天津庆王府旁边的小屋里。他那年31岁，没上过大学，在五大道给人当保安，每个月挣3000块左右。100年前，中国发生的那件大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否则，他肯定是一位威名赫赫的贝勒爷，而我很可能连给他开门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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