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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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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精彩细节，在此不需透露太多，想知道的，诸君还是直接阅读原著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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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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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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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6日于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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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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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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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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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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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本书并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戏说历史的游戏之作，而是带有学术思考的通俗历史读物。本书史料真实，言而有据，万不敢胡编乱讲，望读者诸君监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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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本书的源起，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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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父亲北来，我陪他逛故宫。在天安门城楼上，几个身穿龙袍的师傅出租龙袍给游客照相。父亲有点心动，被我以时间太紧为由拉走了。在故宫里游览，一路上遇见好几批穿龙袍的照相师傅，他很想照一张，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出了御花园，吃过午饭，时间尚早，便一起去逛北海公园。过了白塔，在半山腰，赫然有一家龙袍照相馆，父亲毫不犹豫地闪了进去，换上龙袍，坐上龙椅，摆好姿势，照相。照片很快就拿到了——穿上龙袍的父亲看上去一脸疲惫，满脸沧桑，哪里有一点儿皇帝的样子？几天后，送走了父亲，我满心愧疚地反思这件事：在父亲心中，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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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天津，大理道，一家涮锅店，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吃晚饭。出来的时候，与门口一位帮着开门的保安聊了两句，惊讶地得知，这位老兄姓爱新觉罗，乃是庆亲王载振的孙辈，现住在天津庆王府旁边的小屋里。他那年31岁，没上过大学，在五大道给人当保安，每个月挣3000块左右。100年前，中国发生的那件大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否则，他肯定是一位威名赫赫的贝勒爷，而我很可能连给他开门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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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正在整理晚清民国时期关于天津五大道的史料。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五大道里面闲逛，经过孙家鼐的故居，经过庆王府，经过起士林餐厅，经过利顺德饭店，经过马场道上的天津外院，还曾经误打误撞地走进那传说中闹鬼的大楼。街上很静，目光所及，恍若踏进了历史，大有斜阳草树乌衣巷口群燕乱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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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工作结束之后，回到武汉家中，一个深夜，翻阅史料，或许是受了当时纪念辛亥百年热潮的影响，或许是受了先前所讲两件事情的触动，心中猛然有了一个想法：何不把皇帝如何在中国消失的故事写下来？把中国人如何从帝制中国一步一步走向现代中国的过程写出来，兴许会有人感兴趣。于是就开始重新整理和阅读手头的资料：先前就有台湾沈云龙先生主编的一套电子版《近代史料丛刊》，又通过网络弄到了一些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集刊，打印了蒋廷黻、郭廷以、吴湘相、沈云龙、张玉发、张朋园、张灏、刘风翰、黄宇和、王汎森、费正清诸人的专著专书，还到图书馆去翻阅了从甲午到辛亥时段的《申报》，又购得一些大陆学者的专著，作者有章开沅、茅海建、杨天石、雷颐、桑兵、陈旭麓、戚其章、姜鸣等人。从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开始，然后读《光绪朝东华录》，一路读来一路寻访，到天津的五大道，回想当年袁世凯全家狼狈地逃到利顺德饭店的情景；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想象当年光绪帝从紫禁城匆忙赶往颐和园见老佛爷时的忐忑不安；到广州街头，感受孙中山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胆识与豪情；到武昌首义门，重走当年起义军走过的路，回顾史料记载的1911年10月10日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通过这样反复的阅读与行走，我渐渐地回到了晚清历史的现场，带着这样的现场感，我开始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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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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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晚清不是历史，而是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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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历史不是一片僵尸的废墟，而是生命存在的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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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要拾捡克罗齐的牙慧，而是有切实的感悟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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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历史研究不外二途：一为求真，二为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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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者，须考订史料之真伪，目标是还原历史之真相，希图无限地接近历史真实。这一派以实证主义为指导，以兰克学派为代表。这一派对史学学科的近代化居功至伟。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兰克理论已然过时，但史学研究要求史料的真实性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与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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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者，希望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对已发生的一切进行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理论解释。这一思路由奥古斯丁开其端，黑格尔为其大将，后来的马克思、布克哈特、克罗齐、斯宾格勒、柯林伍德、波普尔、布罗代尔、汤因比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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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是站在兰克的对立面的，后来黑格尔也成为他的大敌。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思想的后续，自然也在布氏的攻击之列。布氏将文化史人类学思考引入历史研究，将历史哲学的主体——人的位置突出出来，带有反启蒙的味道。所谓的进步史观，近代化，三六九等之时代划分，在他这里全被拆解得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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