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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晚清不是历史，而是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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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历史不是一片僵尸的废墟，而是生命存在的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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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要拾捡克罗齐的牙慧，而是有切实的感悟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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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历史研究不外二途：一为求真，二为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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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者，须考订史料之真伪，目标是还原历史之真相，希图无限地接近历史真实。这一派以实证主义为指导，以兰克学派为代表。这一派对史学学科的近代化居功至伟。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兰克理论已然过时，但史学研究要求史料的真实性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与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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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者，希望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对已发生的一切进行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理论解释。这一思路由奥古斯丁开其端，黑格尔为其大将，后来的马克思、布克哈特、克罗齐、斯宾格勒、柯林伍德、波普尔、布罗代尔、汤因比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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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是站在兰克的对立面的，后来黑格尔也成为他的大敌。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思想的后续，自然也在布氏的攻击之列。布氏将文化史人类学思考引入历史研究，将历史哲学的主体——人的位置突出出来，带有反启蒙的味道。所谓的进步史观，近代化，三六九等之时代划分，在他这里全被拆解得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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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在其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里有言：历史是无法被决定的。他把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史学领域，其前提是理性的有限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理性本身有自己的疆界，二是人的认识能力也有局限。这是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言说的一个论题，在19世纪以来理性自我膨胀的时代，这个论题遭到了忽视。现在，波普尔又把人们的目光带回到原点。理性的有限性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知识发展的不确定性使未来变得不可预测。在这里，波氏用逻辑实证的思维方式打碎了借助历史预测未来的虚妄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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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在《元史学》里宣称：历史只是一种言说，历史中的书写均是一种文学表达。这意味着历史已沦为人尽可夫的娼妓。这种被命名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解构，把历史的边界全部拆掉，使历史沦为无主的荒地，让文学这匹黑马在里面纵横驰奔。不过，从他这里我倒是获取了不少言说历史的勇气。其实，无论是古中国还是古希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从来都是源于个人，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诸公，而不是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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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看来，历史与真实可画等号。这种观点在怀特那里是要打板子的。克罗齐也坚决要求把编撰的历史著述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分开。世人的研究与书写，都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言说。年鉴派大将布罗代尔虽雄心勃勃地将历史分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拉开架势，写出皇皇巨著，似乎要将史学的内容一网打尽，但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在史学研究中，理性只能认识部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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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有言：需对历史作同情之理解。我所理解的历史与自己（认识主体）处于同一视域之内，关注的问题、思维之方式等方面均处于同一平台，而后历史与当下方可形成视界融合，方能对话，进而历史如同活水活马大踏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这种历史观最亲切，我也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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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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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尽量还原晚清历史现场，展示清帝国衰亡的整个过程，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尽力避免脸谱化、标签化的倾向；二是为清帝国衰亡的原因提供一种解释，供读者诸君评判，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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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体例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周折，以政治性大事件作为枢纽，选取在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采用人物合传的方式来编织故事，在笔法上力图接近司马迁和黄仁宇，这样能让文字展示更复杂、更真实、更精彩的内容。人物合传的写法是《史记》书写的重要特色，而《万历十五年》将日常生活与心理分析等西方史学的特色引入到对明代历史的书写，其结构与思路都很新颖。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的特色引入汉语学界后，对汉语史学书写带来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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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的历史书写有两个巨大的参照，一个是中国古典的历史书写，《左传》《战国策》、二十四史，还有通鉴体与纪事本末体等等；另一个就是欧洲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书写，在启蒙和革命的驱动下，产生了伏尔泰、爱德华·吉本、休谟、麦考莱、米什莱、泰纳、蒙森、伯里等诸多史学书写的巨匠，他们写出的皇皇巨著，至今让人叹服不止。如果说我有梦想的话，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写出这样层次的作品。现代社会，史学的通俗化对于文化的传播意义深远，美国的房龙、史景迁，日本的吉川英治、盐野七生、陈舜臣，都是在这方面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作家。在中华民国时代，张荫麟、曹聚仁、李长之等人都做过这样的努力。如今的中国，需要有更多靠谱又好玩的作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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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以政治史作为核心，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政治史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能够囊括大部分的历史内容，如果抽掉政治史，整个历史的脉络框架就有坍塌的危险。当然，在政治史内部，将制度的变迁、权力的争斗、政治风气的变化，都融入到对历史人物的描述当中，通过故事自然而然的展开来表达这些思考，更多地把思考评判的权力交还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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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与政治形态的更替上看，清朝在前，民国在后，清为皇权专制，民国为民主共和，前者被命名为保守、愚昧、落后，后者为进步、民主、混乱。后者替代前者，被认为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般史家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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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清朝至民国，权力上从清廷至北洋，形态上从中央集权至地方割据。从统一与混乱之局面看，民国为乱世，与南北朝、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一样，是过渡时期。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个乱世是遭逢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在其中经历的变化乃至裂变都非常剧烈，且难以言说。但乱世里也有其活力，那时的人物或焦虑、或痛苦、或狂歌、或大哭，都有作为人的丰神，有如魏晋风度，晚清民国人物尽有魏晋风度，文字也有其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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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的衰亡史与中华民国的建国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这段历史丰富性的所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都是推倒清帝国与建构民国的力量。在他们之间，是最为稳固的士绅群体。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在地方上最有实力，这里面包括各地的乡绅、买办商人，还有文化教育界的精英，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变局当中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当然，皇帝没有了，民国建立了，只是变局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并非结束，也远远没有结束，实际上我们如今仍然处在转型期。仅举一例：沿海各地，自鸦片战争以来，开辟通商口岸，延及沿江地区，这些地区既是列强在中国身上安装的吸血管，也是让国人看到西洋文明的窗口。这里的经济比内地要好很多，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要领导改革开放，也还是从广东开始。这样的经济文化格局自184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估计100年之内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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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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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人的东来，国人的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东亚，而是整个世界。他们要生存，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所动用的知识文化与思想资源，以及一些工具手段都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的范围，他们的眼光与思维自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半边身体毕竟还是生活在传统中国的氛围当中，这就使认识这些人物变得有些复杂。关于如何看待近代人物这个问题，笔者清理出了以下几条粗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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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去概念化，如同剥笋子，把包在外面的部分剥去，那些部分很可能遮蔽了真相。有的是道德上的僵化单一的概念，有的是学术思想上的概念，有的是党派概念，比如说左派右派中间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种种概念称呼，都属于这一类。如果想看清这人到底是怎样的，这些东西都要剥掉，才能让他们活脱脱地走出来，显现出个体生命的丰富性，才能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细细考订第一手历史资料，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有一说一，实话实说。有人问：绝对的真相是可能的吗？笔者只能回答：我尽力而为，一切真相都是相对的，对真相的探求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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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近代中国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安全和尊严；二是近代化（或者叫现代化），包括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看待某个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就要看这个人对这两大问题有没有做出贡献，具体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抵御外敌入侵，这些人均可被称为民族英雄，如林则徐、左宗棠、张自忠等；洋务运动就是搞军事经济近代化，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诸人；人的近代化，有鲁迅、严复、梁启超等；学术思想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胡适等。一般的说法是，这些人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引领时代潮流，是民族的精英，都堪称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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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些不去回应这两个问题，反而进行阻碍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只能看作是近代人物里的败类。比如慈禧太后，统治能力堪比古代英明君王，很有手段，但是不懂世界大势，没有历史责任感，为了保住自身地位，不惜对内压制，对外谄媚，堕落至此，民心又怎能不丧失殆尽？她生平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安排好继承人，致使其政治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皇族内部无人可担当大任，一旦乱起，便不能收拾。袁世凯，晚清时本为追赶时代潮流的豪杰，是对中国军事近代化有过大贡献的人，后来沦为政治近代化的绊脚石。汪精卫，本是一时的英雄，有胆气，有才华，有德行，后投靠日本人，成为头号大汉奸。在近代中国，国家民族危难成为时代主题，人无论如何有权位，有名望，一旦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犯下错误，一定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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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尊重个体的创造性。有创造性的人物很少，但影响极大，都是国家民族的精英，都有极大的信心，对中西学术艺术有深入研究，综合中西之长，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比如在政治制度层面有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的制度设计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学术思想层面有严复、胡适、章太炎，严复把西方的进化论和自由主义带入汉语学界，胡适将现代实验方法与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带入汉语学界，带来了学术思想的范式革命。章太炎将东方文明里的国学整合出来与佛学交相辉映，呼应时代的问题。在科技层面有徐寿、华蘅芳等人。在文学层面有世界级的文豪鲁迅，第一次将平民百姓作为主角写进小说，赋予民众以个体的灵魂。在艺术层面有李叔同等大师，将西洋艺术的方法带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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