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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人的东来，国人的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东亚，而是整个世界。他们要生存，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所动用的知识文化与思想资源，以及一些工具手段都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的范围，他们的眼光与思维自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半边身体毕竟还是生活在传统中国的氛围当中，这就使认识这些人物变得有些复杂。关于如何看待近代人物这个问题，笔者清理出了以下几条粗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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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去概念化，如同剥笋子，把包在外面的部分剥去，那些部分很可能遮蔽了真相。有的是道德上的僵化单一的概念，有的是学术思想上的概念，有的是党派概念，比如说左派右派中间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种种概念称呼，都属于这一类。如果想看清这人到底是怎样的，这些东西都要剥掉，才能让他们活脱脱地走出来，显现出个体生命的丰富性，才能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细细考订第一手历史资料，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有一说一，实话实说。有人问：绝对的真相是可能的吗？笔者只能回答：我尽力而为，一切真相都是相对的，对真相的探求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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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近代中国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安全和尊严；二是近代化（或者叫现代化），包括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看待某个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就要看这个人对这两大问题有没有做出贡献，具体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抵御外敌入侵，这些人均可被称为民族英雄，如林则徐、左宗棠、张自忠等；洋务运动就是搞军事经济近代化，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诸人；人的近代化，有鲁迅、严复、梁启超等；学术思想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胡适等。一般的说法是，这些人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引领时代潮流，是民族的精英，都堪称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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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些不去回应这两个问题，反而进行阻碍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只能看作是近代人物里的败类。比如慈禧太后，统治能力堪比古代英明君王，很有手段，但是不懂世界大势，没有历史责任感，为了保住自身地位，不惜对内压制，对外谄媚，堕落至此，民心又怎能不丧失殆尽？她生平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安排好继承人，致使其政治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皇族内部无人可担当大任，一旦乱起，便不能收拾。袁世凯，晚清时本为追赶时代潮流的豪杰，是对中国军事近代化有过大贡献的人，后来沦为政治近代化的绊脚石。汪精卫，本是一时的英雄，有胆气，有才华，有德行，后投靠日本人，成为头号大汉奸。在近代中国，国家民族危难成为时代主题，人无论如何有权位，有名望，一旦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犯下错误，一定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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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尊重个体的创造性。有创造性的人物很少，但影响极大，都是国家民族的精英，都有极大的信心，对中西学术艺术有深入研究，综合中西之长，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比如在政治制度层面有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的制度设计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学术思想层面有严复、胡适、章太炎，严复把西方的进化论和自由主义带入汉语学界，胡适将现代实验方法与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带入汉语学界，带来了学术思想的范式革命。章太炎将东方文明里的国学整合出来与佛学交相辉映，呼应时代的问题。在科技层面有徐寿、华蘅芳等人。在文学层面有世界级的文豪鲁迅，第一次将平民百姓作为主角写进小说，赋予民众以个体的灵魂。在艺术层面有李叔同等大师，将西洋艺术的方法带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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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身份定位。在其本业内看待他的成就。一个政治家的成就自然应在政治方面去寻求评价的标准，一个艺术家的成就高低也应该在艺术的层面评价。如果仅仅从私德的层面去讲，像高更那样抛弃妻子的天才画家就简直不是人了。在一个瓦匠身上去要求木工的手艺，有如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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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人的整体性。整体性地看待一个人，不要搞分割。单一弄出一两点来就对一个人物做出论定。袁世凯，晚清时是时代的先锋、潮流的追赶者，民国时成为皇权的复辟者、时代的旧鬼。这两个袁世凯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如果割裂开来，认识一定会有很大的偏差。吴佩孚有过不少爱国言论，因此成为评价很高的好军阀。汪精卫有不少壮举，于是有人开始说他如何好，即使当汉奸也是合理的，实在可笑得很。汪精卫投日如果是对的，那战死在抗战战场上的数百万将士又当如何看待，谁敢说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是没有价值的？近代史上的翻案文章有不少就是在这样一种自以为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思路下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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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归历史现场。历史转型时期是个夹缝时代，生活在其中的近代人物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要在历史的夹缝里看待这些人物的私德。在那个夹缝时代，人们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有的人头脑伸进现代里，身子的其他部分还在传统之中。这是近代人物的普遍情况。旧的道德已经崩溃，新的道德尚未建构起来。在道德上，那是一个失范的混乱时代，在那样的时代看待历史人物要相对宽松一点，一根筋地单独用新或者旧的标准去衡量，一定会造成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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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私德方面犯下的错误，倘不是恶极之事，而是凡俗之人皆会犯下的，就不必死死盯着不放。把伟大的人物往泥坑里扯，这样做或许可以安慰庸人们卑微的心，让他的卑微显得不那么明显，这实在是没有意思的事，反而更显其人格卑下。只有英雄才能识得英雄，在小人的眼里，这世上是不会有什么英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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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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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与修改持续了整整5年。在此期间，父亲于2013年12月26日早晨8点突发脑溢血。当天下午2点我赶到医院时，他已深度昏迷。2天后的凌晨2点钟，他离开了人世，令我很是悲伤。记得当年的假期因为要写作而没时间陪他，至今愧悔不已。如今这本书终于出版，算是对先父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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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能够出版，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著名独立学者金纲先生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伟光教授。我能从一个文学青年转变成一个历史研究者，金老师是灯塔一般的引路人。在他的沙龙里，我感受到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风采，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让我终身受益。这次的出版也是他力荐而成。李炜光老师是读书会的老朋友，主要研究财税学，曾提出“死亡税率”的问题，影响甚大，他的学术成就与风骨都是作为晚辈的我不胜钦服的。这次能邀请到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写序，我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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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应该感谢的是石胜利先生。本书从文稿编辑整理到封面设计，石先生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能如此顺利出版，没有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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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很多。这份感谢的名单上，特别需要提到的人有著名诗人徐江老师、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周建高研究员、独立思想史研究者杜金岭老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何卓恩教授、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伍绍东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赵新兄、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坚兄等。当然，还有不少朋友也应该在这份名单上，只是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出。但愿本书能赢得读者，借此来回报你们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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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应该感谢我的妻子罗莹，没有她的协助，很多事情恐怕无法完成。她对我的信任与支持，让我重燃对学术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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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6日夜于刮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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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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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清帝国被时代架上了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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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这栋房子确实又老又破。老员工李鸿章干了一辈子修修补补的活。他的徒儿袁世凯不但没继承他的工作，任这老房子在风雨中摇摆，最后还帮着一块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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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眼里，这房子早已纳入拆迁计划，而且是强行拆迁。没有正规的拆迁队，孙中山就派人来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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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开始都想着要修。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不愿意折腾，后来眼看着房子要塌，只好跟着也喊拆。可张謇、梁启超这些人都是书生，所以只是叫喊，却不会甩开膀子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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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本来想搞大工程，先拆后建，无奈人多，队伍不好带，还为利益争得鸡飞狗跳，投资赞助也没有搞到。最后只好交出施工大权，由袁世凯的北洋派来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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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廷真是个钉子户，死而不僵，弄坏了变法又想搞新政，心里很想灭火，却处处干着添柴的事。帝国赖以支撑的几根柱子——士绅、立宪派、北洋派、大部分汉族官员，一一被皇族亲自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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