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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年背诵的《四书五经》，从来都是懵懵懂懂，不曾理解意思。后来在中央书院，他读到了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布的《四书五经》英文译本，忽然之间就明白什么是儒学了。这是世上第一个英文译本，没有中文版本里繁琐的注疏，经过西学的解释与加工，比之于中文原版繁琐的注释，显然更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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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孙中山就是这样接受国学的，接受的是已然西化的国学，时髦的说法是“出口转内销”。这种思想方法，近年来有台湾学者命名为“逆格义”。所谓“格义”是当年的中国僧人们用道家的术语来翻译和解释佛教经典。而“逆格义”则是用西学的思路和视角来翻译和解释国学。后来的欧美汉学几乎都是这个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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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这些汉学家是不同的，因为他本是中国人，对传统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这使他在传统与西学之间有着很好的融合，两不相悖。如布鲁克哈在《对世界历史的考察》中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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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似乎都凝结在某一个人身上，然后整个世界都跟随他指引的方向前进。这些伟人将人格上的特性与共性、静止和运动集于一身。国家、宗教、文化乃至社会的危机都体现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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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传统与创新在这个伟人身上融合并达到顶峰。这些伟人的存在至今仍是历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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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接受的国学是已然“西化”的国学，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等诸人接受的，大不相同。他们大体上都超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子。就是要把“西学”的坛子装进“中学”里面去。而这两只坛子本来是差不多大的。没办法，李鸿章、张之洞这些聪明的长工就把“西学”这只坛子砸碎了，一片一片地装进“中学”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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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相反，孙中山的思想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他已经看到洋人把“中学”的坛子装进了“西学”里，他的“中学”本就是破碎的，装进“西学”里是很自然的事。这样的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构成极大的冲击，又天然地保留了温情。传统太强大，中国要走向现代，必须对西化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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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在宣讲民族主义时，曾说：我们将来要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在这里，他将《四书》之《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代理想，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从古代传统带入现代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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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需要的正是能把“中学”装进去的“西学”，而有这样思想格局的，唯孙中山一人。后来有这种想法的也只有胡适，而胡适表达想法的时候也是害怕的，遮遮掩掩，在胆气上不如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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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今中西学问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可以吸收各家所长为我所用，代表性的想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法。以为理论的东西都是科幻神话里的变形金刚，可以随心所欲地组接变形，这自然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里哪能有那样美的事，做事凡是搞理想主义教条的，最终必会堕入深渊。理想搞不成，什么都搞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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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认为中国其实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好，不需要西人的任何东西，退让一点也只是需要修修补补就可以。前一类是晚清大学士倭仁的提法，后一类的代表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在他们看来，根子如果换了，中国的老本就全没了，中国就不是中国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持这种理念的人最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袁世凯等晚清改革派的重臣都在这个行列里。这种想法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思路。这是折衷的搞法，既要民族性，也要有限度的现代性，也是想着能有两全其美的好事。结果也没搞出什么格局，清朝还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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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就是充分西化，就是“西体中用”，把“中学”装进“西学”的坛子里。有人就会大声叫嚷，这样岂不是没有中国的民族性了吗？这样岂不是没有中国了吗？这是投降主义的做法！这些话听起来是振振有词，大义凛然。凡不认同者都可以视为汉奸。试想人们对理念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电灯比豆油灯好，轮船比木船的运输能力强，铁路、电报等比原有的官道八百里加急管用，现代的机器生产比手工作坊更快捷，生产的成本更低，更不用提坚船利炮比之于弓箭土炮了。这些都是物质层面，只要是清醒一点的国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要在理念上接受西人的一套，那就有些困难了。这时候时时告诫人们不可忘记中国的根本，那这样的接受就形成了瓶颈，缩手缩脚，无法突破，就算是接受西方的理念，又能西化到什么程度，成为彻底的西方人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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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难道不是有外黄内白的香蕉型人物吗？是的，那样的人物恐怕是从小就在西方长大的。试问，这样的人在当时那个四亿人口的大国里能有多少。留美幼童是典型，他们后来回到国内，不也适应了中国的环境，有谁把他们当成西方人看待？其实充分西化也好，全盘西化也罢，都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路。五四时期提“德先生”“赛先生”也是这样，不是不要“中学”，是要把“中学”转化到现代的“西学”里去。这里的“西学”是一种现代的东西，不是专属于西方人的，而是一种人类的共识。越是快些强大起来，作为一个民族才越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才越能保有民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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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劣，中国始终处在焦虑当中，心理防御的铠甲随时间一层一层地剥落，如同蛇蜕去皮一样。甲午年谈自由民主肯定是不敢想象的事，20年之后，不谈这些才不时髦。甲午年国会是个新东西，10多年之后，士绅们都会弄了。中国最终选择的还是激进的路子，只是披了一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面沾光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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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国学的高超，中国实在人才济济，无论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学问大家，但论到中国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他们弄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康有为、梁启超似乎有完整的纲领，但是坐而空言的时候居多，奋起行动的时候少，而且死抱着一个可怜的光绪帝不放，始终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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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但有自己清晰完整的纲领，还有做事的勇气与能力。这正是他高出众人的地方。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个行动家，在行动方面的欲望更强，也更有方法。他的很多理论都来源于在行动中的总结。读孙中山的文章起初总会觉得很通俗、很浅，细细想来，会觉得不简单，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深刻。这是行动家的深刻，与在书堆里谈论理论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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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需要多长时间？孙中山估计得很长，有时说100年，有时说50年，很可能有生之年看不到成功之日。这样的革命须经历无穷无尽的失败，要眼看无数同志流血牺牲，要面对清廷的追杀暗害，还须忍受朝不保夕的个人生活，如此种种，没有宗教一般的精神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在他眼里，革命理想与上帝福音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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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最贵的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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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事少不得三样东西：旗号，人才，经费。宋江就竖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动用他广阔的人脉，四处打家劫舍，这样才弄出了大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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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有了革命的想法，有了民国的蓝图，算是有了一个正大光明的旗号。下一步就需要有革命的同志，这样高风险低回报随时会掉脑袋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干的。孙中山要做大事，就必须积累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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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期的人脉包括三类人：口岸知识分子，教友，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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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识的口岸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自己的同学。像杨鹤龄、尤列、陈少白等人，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肆言无忌，意气相投，血气方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此他们四人在当时被称为“四大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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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龄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杨家在香港有自己的商号，家境不错。由于这个原因，宽敞的杨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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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列是孙中山在博济医院读书时认识的好友，学测绘的。他刚见到孙中山的时候，就指着侃侃而谈的孙中山说，这个人很像洪秀全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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