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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难道不是有外黄内白的香蕉型人物吗？是的，那样的人物恐怕是从小就在西方长大的。试问，这样的人在当时那个四亿人口的大国里能有多少。留美幼童是典型，他们后来回到国内，不也适应了中国的环境，有谁把他们当成西方人看待？其实充分西化也好，全盘西化也罢，都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路。五四时期提“德先生”“赛先生”也是这样，不是不要“中学”，是要把“中学”转化到现代的“西学”里去。这里的“西学”是一种现代的东西，不是专属于西方人的，而是一种人类的共识。越是快些强大起来，作为一个民族才越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才越能保有民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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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劣，中国始终处在焦虑当中，心理防御的铠甲随时间一层一层地剥落，如同蛇蜕去皮一样。甲午年谈自由民主肯定是不敢想象的事，20年之后，不谈这些才不时髦。甲午年国会是个新东西，10多年之后，士绅们都会弄了。中国最终选择的还是激进的路子，只是披了一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面沾光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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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国学的高超，中国实在人才济济，无论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学问大家，但论到中国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他们弄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康有为、梁启超似乎有完整的纲领，但是坐而空言的时候居多，奋起行动的时候少，而且死抱着一个可怜的光绪帝不放，始终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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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但有自己清晰完整的纲领，还有做事的勇气与能力。这正是他高出众人的地方。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个行动家，在行动方面的欲望更强，也更有方法。他的很多理论都来源于在行动中的总结。读孙中山的文章起初总会觉得很通俗、很浅，细细想来，会觉得不简单，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深刻。这是行动家的深刻，与在书堆里谈论理论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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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需要多长时间？孙中山估计得很长，有时说100年，有时说50年，很可能有生之年看不到成功之日。这样的革命须经历无穷无尽的失败，要眼看无数同志流血牺牲，要面对清廷的追杀暗害，还须忍受朝不保夕的个人生活，如此种种，没有宗教一般的精神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在他眼里，革命理想与上帝福音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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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最贵的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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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事少不得三样东西：旗号，人才，经费。宋江就竖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动用他广阔的人脉，四处打家劫舍，这样才弄出了大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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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有了革命的想法，有了民国的蓝图，算是有了一个正大光明的旗号。下一步就需要有革命的同志，这样高风险低回报随时会掉脑袋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干的。孙中山要做大事，就必须积累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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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期的人脉包括三类人：口岸知识分子，教友，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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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识的口岸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自己的同学。像杨鹤龄、尤列、陈少白等人，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肆言无忌，意气相投，血气方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此他们四人在当时被称为“四大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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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龄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杨家在香港有自己的商号，家境不错。由于这个原因，宽敞的杨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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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列是孙中山在博济医院读书时认识的好友，学测绘的。他刚见到孙中山的时候，就指着侃侃而谈的孙中山说，这个人很像洪秀全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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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也是广东老乡，是孙中山的好友区凤樨牧师介绍来的。孙中山又把他介绍给恩师康德黎医生，让陈少白成为西医书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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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在香港、广州等通商口岸接受教育，因此被称为口岸知识分子，很西化，一般被人骂作“番书仔”或“西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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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说大话是不上税的。香港言论自由，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管的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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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寇”是《水浒传》里的典故，指包括宋江、方腊、田虎、王庆在内的四个著名的反叛者。皇帝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以示重视。他们不反对这个称谓。但是，真要拿起刀枪来造反，恐怕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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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孙中山这样的英雄才敢说知难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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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殷实的杨鹤龄第一个就不愿意。兴中会香港总会成立，他就没有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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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列有点自私，有点怕死，广州起义前，先是躲起来，后觉得似乎有利可图，又回来掺合一阵，最后还是临阵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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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陈少白一直追随孙中山。少白性子坚韧而偏狭苛严，很看不起尤列的为人。他的国学修养相当不错，是孙中山早期革命的密友和得力助手。自从郑士良暴死之后，陈更是孙唯一的追随者。陈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的事务，苦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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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家庭看得很重要，杨鹤龄、尤列都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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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在世上是绝大多数，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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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存在恰恰可以衬托出孙中山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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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想看得高过生命、家庭，陈少白做到了。他可称得上是豪杰、好汉。可惜辛亥革命后，他逐渐淡出政治，没有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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