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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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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受刺激的中国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不少重臣和“太子党”都要求改革。这是公车上书后国家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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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臣中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陶模、陈宝箴、李端芬、张荫恒等都是要求改革的。太子党如沈瑜庆（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之子）、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徐仁铸（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等，都是重臣之后，青年才俊，感于国事日衰，有发奋图强之热心。如果康有为能够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变法的形势在乙未年便可以开始。这时候的慈禧很有些慌张。毕竟国家弄成这样，臣子们要求变法图强，这是很可理解的。强学会当时的势头就很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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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有为认为他的那一套想法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他以那套理论作为法宝来打压所有想法不同的人。他先是拒绝了李鸿章的加入。我们无法知道他拒绝手握重权的李鸿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是整个支持改革的北洋派便成了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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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倡导要保国保教，所保的教是儒教。这是想模仿基督教的做法，他想成为中国的教皇。这自然是当时的读书人不能接受的。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本来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后来的诸多维新派报纸、学会，张之洞都有赞助。但康有为狂傲到想取孔子而代之时，张自然无法接受。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张在地方任督抚近20年，威望极高。他“自立门户”讲新政，拉走了一大批的士绅。实力派里面要求变革的，几乎都不站在康有为这边。剩下的是顽固派里的掌权人物，他们视康有为为钉子，一定要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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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西学修养其实很有限。当时西学大有成就的是严复。早年留学英国的严复，与郭嵩焘是忘年交。但严复性格孤傲，脾气很坏，总是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上眼。在北洋严复一直无人提携，很不得志。严复感甲午之败的危机，办《国闻报》，鼓吹学习西人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是康有为的盟友，但康有为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倒是康的弟子梁启超把严复当老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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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喜欢抽大烟，平日又没什么收入，弄得经济紧张。友人蒯礼卿借了3000元给他，他总是还不了，最后把自己的译著交给蒯礼卿，充作银子还债。这译著里有一本是《天演论》，本是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大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翻译出来，加上自己的按语。刻印出来之后，风行一时，物竞天择的理论，震动了国人。后来赫赫有名的鲁迅、胡适都受到影响。据传闻，慈禧与光绪也读到了这本书。严复实在是维新思想的宣传者。但实际做事，他也不在康有为的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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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强学会就分裂了，一部分“太子党”纷纷撤出，一些稳健的读书人也离开了。等到杨崇伊的参劾折子上去，上谕下来，强学会就被取缔了。本有的变法的好形势、好机会，很快就丧失了。从此时便可以知道，康有为实在不是可以成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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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想改革的官员们自己找块地方开始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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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情况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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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里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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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新政本与维新派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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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甲午的刺激，1896年，冬天，一群倾向于革新政治的帝国官员机缘巧合聚集到湖南准备变革。一时风云际会，湖南的条件实在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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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甲午期间是直隶布政使，很能干，也很想做事，国家的弊病尽在眼中。《马关条约》签署后，陈宝箴对李鸿章有很多批评，但他是从实际做事的角度，与清流派有根本的区别。得到湖南巡抚的位子，陈宝箴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儿子陈三立也放弃京官追随他。陈氏父子是湖南新政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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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群倾向于新政的官员在湖南任职。多年出任外交使节的大诗人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黄倡导设立保卫局，之前与梁启超、汪康年合作办《时务报》。湖南学政江标，用新学作为考试内容，借机培养革新的人才，试图改变湖南保守顽固的士风。后继的学政徐仁铸（父亲是京官徐致靖）也延续了江标的路子。在京的湖南进士熊希龄也回长沙办时务学堂。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谭嗣同也到湖南支持办保卫局和《湘学报》。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支持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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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湖南士风虽顽固，但忧患意识很强，加之湖南人的骡子脾气，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绝大部分士绅也是支持新政的。其中的代表是王先谦。王是湖南旧学的领袖级人物，学问底子相当好，编著过《东华录》，经史两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注释的《荀子》堪称权威，注释的《汉书》更是精湛绝伦。从前他曾是清流派，因写折子参劾李莲英被罢官，是郭嵩焘生前的好友。他加入新政，开始办工厂，带动了士绅们支持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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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7年7月，梁启超来湖南，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维新派干将从广东来到湖南助阵。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主讲。梁启超来湖南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主持《时务报》，俨然是新政的头号吹鼓手，声名鹊起；二是有传言他和康有为将得到皇帝的大用。这个传言让张之洞也很相信，曾大礼迎接梁启超。当然，说张借机想巴结梁启超，恐怕是胡说。张这个人好名，门下幕僚多名士，如沈增植、辜鸿铭、梁鼎芬、郑孝胥、章太炎等，都曾任职在他的幕府。张出于这样的心思，希望延揽梁启超。但梁启超当时头脑正发着热，是不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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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进行思想的大跃进。按康有为的说法，共和本来比君主立宪更高，但是按照中国的国情，还是应该实行君主立宪。搞共和没有条件，成不了。这也是他不愿意与孙中山合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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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用《孟子》《公羊传》做底本，加以西学宪政思想，让学生做札记，师生讨论，放言高论，大讲君主制的不好，宪政才是根本，美国才是榜样，而满人当国，更是汉人的耻辱。私底下，梁还给学生印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明末的《扬州十日记》等。梁与孙中山等人的论调没有区别。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封闭在学校里，等到年终放假回家，上课的笔记就在社会上流传开了。湖南的士绅们恐慌不已，开始大肆攻击。抨击者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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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政的力量开始彻底分裂为新旧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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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春天，张之洞停止订阅《时务报》《湘学报》。士绅们要求停办时务学堂。不久，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言说另外一种新政，尊重皇权，尊重传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提法是对先前洋务运动的总结与深化，代表着大部分士绅的意见。张此举实际上是要跟康有为一争高下，也想引领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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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的压力下，陈宝箴也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陈宝箴是试图调和新旧两派的，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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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深夜，得到陈宝箴的密告，梁启超匆匆离开长沙，赶往上海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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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的实践在湖南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是百日维新失败的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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