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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中山自1897年从欧美来到日本，经过伦敦蒙难，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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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流行着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宣传的是亚洲的黄种人应该联合起来，把白种欧洲人赶出去。日本自然想做亚洲的领导者。他们希望在中国寻找持相同政见的反对派，好为己所用。日本的民间组织如黑龙会、玄洋社等，都肩负着联络或扶植这种势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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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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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兴中会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势力。日本人希望能帮助他。刚好当时的华侨子弟学习传统文化很有困难，于是在日本的中国商会想成立一所学校，让孙中山来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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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在甲午年就和康有为有接触，认为兴中会内部缺少担任教职的人才，而康有为的草堂弟子个个饱读诗书，是较为理想的人选。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希望梁启超能来任总教习，借此或许可以促成两派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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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办学的事，康有为是支持的。只是当时梁启超正做《时务报》的主笔，忙得抽不开身。康推荐弟子徐勤等人前往，并且将孙中山定的“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还亲自题写了校名。孙中山虽有些许不快，但也接受了这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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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校以犬养毅为校长，徐勤为总教习，康门弟子和部分兴中会会员担任教员，很快就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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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是两派合作的成果，是联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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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孙中山去学校拜会徐勤等人，希望联络一下感情。刚好看到桌子上贴着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孙文到，不接待”的字样。孙于是质问徐勤，但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这个事件在兴中会及大同学校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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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孙中山不再去大同学校。两派的第一次合作就这样糟糕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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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照事件的发生让两派的合作变得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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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属于变法派里的稳健分子。戊戌政变后，他也逃到了日本。他知道康有为手上根本没有什么密诏。而康对外宣称的密诏会进一步恶化光绪与慈禧的关系，会给光绪帝带来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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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政治目的，康有为是顾不得这么多的。他派亲信武士梁铁君挟持王照，限制王照的自由，不让他随便说话。王照对此很不满，可又苦于没有办法摆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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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陈少白代表孙中山去康有为寓所谈合作的事，王照借机发泄不满，随后遭到康有为的训斥。陈少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不久，他找来日本力士帮忙，将王照从康有为手中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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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自由后，王照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康有为，说明皇帝根本没有给康什么密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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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此事很痛恨，对孙中山更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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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康、孙之间的第二次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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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康有为都是笼罩在保皇派以及康门弟子头上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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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论框架无论多么雄伟壮阔，话语有多狂妄，骨子里还是想做忠臣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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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脑袋可能伸进了近代，可是屁股还死死地粘在中世纪的板凳上，扯也扯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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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然生活在帝国时代的思想里，无法突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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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感上的执迷，使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凝固在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的改革上，无法再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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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他是意气风发的改革家，深得青年士子的爱戴；戊戌后，他成为标准的孤忠之臣，遭到诸多热血青年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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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政治上的撤退让弟子们越来越不能理解。他对弟子的日益专横，使他最优秀的弟子最后只能与他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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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就和老师有着不一样的色彩。张之洞、陈三立、黄遵宪、孙中山都认为梁启超比他的老师更优秀，更容易相处，迟早会与康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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