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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不用庸才,喜用忠诚的人。他在自己的任职范围内裁汰庸官。他任用人才还有11种不用的标准,如狡诈、轻浮、嚣张、贪婪、虚矫、多疑少决、不知爱民、不顾廉耻、不知自爱,这些人袁世凯都是坚决不用的。他对待自己的亲戚也是这样,张镇方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有才,袁世凯大用之。不少来投奔的亲戚,袁世凯给他们发一些经费,但绝不用他们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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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的人才主要在军政财三方面:军事方面有北洋三杰之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另有张勋、姜桂题、曹锟、陆建章、萨镇冰、刘冠雄等人。政治方面则有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杨士骧、杨士琦、阮忠枢、张一麟、杨度、严修等人。财政方面有梁士诒、周学熙、孙多森、张镇方、王锡彤等人。如果细分,徐世昌负责朝廷中枢,唐绍仪主要是外交,赵秉钧则是管理警察和特务,杨度负责宪政研究和新政咨询,严修则是负责办学,梁士诒等人负责经济和财政,周学熙负责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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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的权力板块是全面铺开的。板块的核心是军事,其他方面是羽翼,一起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带有很强的军事性,政治性需要加强,而使两类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核心纽带就是袁世凯。一旦这个核心丧失,这个集团就会从内部分裂成若干小板块。它的政治宗旨依靠袁世凯来确定,而这个宗旨确定的依据是利益,而不是其他东西。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高呼共和,只要不符合,他们也可以拥护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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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人才,袁世凯才得以掌控军队,才得以在朝廷立足,收回利权,管理铁路,搞外交,兴实业,办学校,呼风唤雨,一帆风顺。这些人才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根本,也是后来能够接手建立民国的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袁世凯根本不可能接管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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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洋派强过革命派的根本。革命派人才不够,就算放手让孙中山去接管民国,革命派也没有那个能力,他们内部治国的人才太少。直到后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为人才的事发愁,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基本沿用了北洋时期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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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来了警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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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新政的重点是建设直隶,建立巡警制度是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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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是落实这一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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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河南人,曾在左宗棠的西北大军中供职,精于马术,以擅长缉捕闻名官场,后回直隶处理地方治安工作。他自幼家贫,没名没姓没生日,自命为百家姓之第一姓——赵,自名乃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即为赵秉钧,自定生日为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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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为人聪明强悍,细心阴沉,是枭雄类的人物。在直隶任职期间,他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把业务搞得很精,对那一带地面很熟,三教九流,无人不识。他办理事务很干练,打探消息,抓捕盗贼,很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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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时,袁世凯把他招揽到自己手下,作为智囊式的人物,一直留在身边,很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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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或许是知道袁世凯秘密最多的人。这样的人注定最亲近,也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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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天津租界20里之内,中国不得驻军。这自然关系天津的安全,也关乎国家的体面。因为20里之内,几乎是天津整个市区。这就意味着整个天津市区,中国官员的安全无法保障,治安也很是个问题。袁世凯负责接收天津,如果这事不办好,立足肯定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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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人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赵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创办天津侦探队及天津警察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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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又从自己的武卫右军中抽调出即将退伍的老兵3000人,进行短期的巡警工作的培训,再换上一身警察服装,这支军队摇身一变,成为了维护治安的警察。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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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每个县、每个镇、每个乡甚至于每个村落都有巡警,遵循的是官绅合办的模式,资金的落实主要靠地方。这些巡警的职责有维护地方治安,提供各类情报,解决百姓的各类问题,管理地方上的各类杂事。这一制度改变了传统地方行政权力不下县的局面,结束了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也给了下层士绅参与政权的机会,是地方政治近代化的重要起点,也是后来地方自治的重要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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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直隶地区的巡警制度过于依赖日本教官的指导,使得日本人在这一地区的巡警中有很深的影响力。这是后来平津地区汉奸比较多的一个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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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也就是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两周之后,北京正阳门车站,受清廷委派准备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遭炸弹袭击。赵秉钧赶到现场,从一堆面目全非的血肉里拼出了革命党吴越的头像,动用他在京津地区三教九流的关系网络,很快就查出了吴越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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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是清廷设立巡警部的起因。为维持京城的治安,1906年,朝廷委派徐世昌做巡警部的尚书,右侍郎是赵秉钧,掌握实权。他大量购阅上海书局翻译的外国警察制度书籍,与袁世凯的日籍警察顾问三浦喜传一起,参照东西方国家现成的法律典范,拟定了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一起创立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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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警部的主干是原天津、保定巡警队的人,再从北洋六镇的新军中将一些即将退伍的老兵抽调出来,进行培训,而后编入巡警部为巡警头目,再从地方召集一部分下层士绅加入。不久,北京的街头就出现了大量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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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着维护社会治安方便百姓的名义,查访刺客,打探消息,监视百姓,收集情报,其职责类同于明代的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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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袁世凯、赵秉钧是这样看待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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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名称变了,身上披着的衣服也换了,组织形式也近代化了,装备也用上了洋枪,但是特务的本质没换。这一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的职业,匆匆披上近代化的外衣,从容地走进近代中国,继续作为权力工具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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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前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原来的工部、礼部、太常寺、鸿胪寺等归并在内。肃亲王善耆任尚书,实权依旧操纵在侍郎赵秉钧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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