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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的权力板块是全面铺开的。板块的核心是军事，其他方面是羽翼，一起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带有很强的军事性，政治性需要加强，而使两类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核心纽带就是袁世凯。一旦这个核心丧失，这个集团就会从内部分裂成若干小板块。它的政治宗旨依靠袁世凯来确定，而这个宗旨确定的依据是利益，而不是其他东西。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高呼共和，只要不符合，他们也可以拥护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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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人才，袁世凯才得以掌控军队，才得以在朝廷立足，收回利权，管理铁路，搞外交，兴实业，办学校，呼风唤雨，一帆风顺。这些人才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根本，也是后来能够接手建立民国的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袁世凯根本不可能接管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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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洋派强过革命派的根本。革命派人才不够，就算放手让孙中山去接管民国，革命派也没有那个能力，他们内部治国的人才太少。直到后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为人才的事发愁，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基本沿用了北洋时期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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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来了警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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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新政的重点是建设直隶，建立巡警制度是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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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是落实这一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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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河南人，曾在左宗棠的西北大军中供职，精于马术，以擅长缉捕闻名官场，后回直隶处理地方治安工作。他自幼家贫，没名没姓没生日，自命为百家姓之第一姓——赵，自名乃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即为赵秉钧，自定生日为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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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为人聪明强悍，细心阴沉，是枭雄类的人物。在直隶任职期间，他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把业务搞得很精，对那一带地面很熟，三教九流，无人不识。他办理事务很干练，打探消息，抓捕盗贼，很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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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时，袁世凯把他招揽到自己手下，作为智囊式的人物，一直留在身边，很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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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或许是知道袁世凯秘密最多的人。这样的人注定最亲近，也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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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天津租界20里之内，中国不得驻军。这自然关系天津的安全，也关乎国家的体面。因为20里之内，几乎是天津整个市区。这就意味着整个天津市区，中国官员的安全无法保障，治安也很是个问题。袁世凯负责接收天津，如果这事不办好，立足肯定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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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人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赵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创办天津侦探队及天津警察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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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又从自己的武卫右军中抽调出即将退伍的老兵3000人，进行短期的巡警工作的培训，再换上一身警察服装，这支军队摇身一变，成为了维护治安的警察。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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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每个县、每个镇、每个乡甚至于每个村落都有巡警，遵循的是官绅合办的模式，资金的落实主要靠地方。这些巡警的职责有维护地方治安，提供各类情报，解决百姓的各类问题，管理地方上的各类杂事。这一制度改变了传统地方行政权力不下县的局面，结束了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也给了下层士绅参与政权的机会，是地方政治近代化的重要起点，也是后来地方自治的重要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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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直隶地区的巡警制度过于依赖日本教官的指导，使得日本人在这一地区的巡警中有很深的影响力。这是后来平津地区汉奸比较多的一个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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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也就是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两周之后，北京正阳门车站，受清廷委派准备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遭炸弹袭击。赵秉钧赶到现场，从一堆面目全非的血肉里拼出了革命党吴越的头像，动用他在京津地区三教九流的关系网络，很快就查出了吴越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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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是清廷设立巡警部的起因。为维持京城的治安，1906年，朝廷委派徐世昌做巡警部的尚书，右侍郎是赵秉钧，掌握实权。他大量购阅上海书局翻译的外国警察制度书籍，与袁世凯的日籍警察顾问三浦喜传一起，参照东西方国家现成的法律典范，拟定了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一起创立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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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警部的主干是原天津、保定巡警队的人，再从北洋六镇的新军中将一些即将退伍的老兵抽调出来，进行培训，而后编入巡警部为巡警头目，再从地方召集一部分下层士绅加入。不久，北京的街头就出现了大量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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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着维护社会治安方便百姓的名义，查访刺客，打探消息，监视百姓，收集情报，其职责类同于明代的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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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袁世凯、赵秉钧是这样看待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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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名称变了，身上披着的衣服也换了，组织形式也近代化了，装备也用上了洋枪，但是特务的本质没换。这一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的职业，匆匆披上近代化的外衣，从容地走进近代中国，继续作为权力工具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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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前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原来的工部、礼部、太常寺、鸿胪寺等归并在内。肃亲王善耆任尚书，实权依旧操纵在侍郎赵秉钧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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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国际经济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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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好了直隶的事，袁世凯又把手伸向洋人，要求收回利权。在这方面，他主要依仗的是唐绍仪、梁士诒、周学熙等人。唐绍仪负责搞外交，梁士诒主要抓铁路，周学熙负责搞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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