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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留日学生决定罢课，杨度颇有不同意的意思，在会场遭到愤怒学生的群殴。罢课从12月6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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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事时，用“放纵卑劣”、团结力薄弱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和意志。陈天华看到后，深受刺激，决定以死来震动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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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字星台，湖南人，与同乡黄兴、宋教仁、田桐等均极友善，是华兴会的骨干与最重要的宣传家。每逢人们谈到湖南的曾胡左彭等晚清大人物，天华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因为此四人皆是清廷的帮凶。天华的爱国热忱是出于天性，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便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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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邓家彦回忆：陈天华常到邓的寓所，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为人诚挚，有悲天悯人之怀，长发披肩，衣服脏了也不洗，有魏晋名士之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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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写下的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语言浅显通俗，且合乎音韵，朗朗上口，爱国的衷肠加上慷慨激昂的情绪充满其中，在国内，尤其是长江流域，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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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4日，陈的同乡好友宋教仁倒卧于席上，仰天歌咏《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唱完后，不觉凄然泪下，痛哭失声。此时距离天华死去，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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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小册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价格便宜，携带方便，是宣传革命的利器。梁启超等人的煌煌大著，往往敌不过这些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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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是宣传动员革命的。章士钊的小册子是宣传革命领袖孙中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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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本是传统的读书人，吴稚晖也是。这类人的正途一般是考秀才，考举人，中进士，做官，这是他们的人生梦想。但越来越糟糕的政局，让他们很失望，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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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两人都是维新派。吴稚晖在自述里说，最初是想维新，跑到北京米市胡同去找康有为，总觉得孙中山是个红毛绿眼睛的盗匪，水泊梁山里的人物。结果吴到东京见到了孙中山，发现竟是个西装革履的洋绅士，比康有为并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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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留学生对孙中山的观感，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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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国内孙中山仍然是头号大钦犯、海盗、杀人犯、反贼等等。怎么办？应该有人宣传，章士钊的《孙逸仙》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是国内介绍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第一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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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的基本内容是从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中节译出来的。而宫崎寅藏书中的内容又是从《伦敦蒙难记》中提取出来的，当然也有他本人与孙中山的几次谈话。章士钊的书将孙中山介绍了一个大概，告诉国人，这个被朝廷通缉的头号要犯，不是草莽英雄，没有三头六臂，他的想法也并不奇怪，他是文明世界里的真正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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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对于国内的读书人、士绅，有不小的震动。虽然他们不敢公开表示支持孙中山，但这个怪人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看清廷越来越糟糕的做派，他们就会想到：孙中山的主张越来越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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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孙中山慢慢在士绅们心中占了一个地位。等到他回到的时候，一顶总统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便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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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已是中国最为知名的革命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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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第十三章 革命大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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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非同寻常的生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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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忙于奔走寻找革命外援的时候，长江流域的革命者开始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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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 l1月4日，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黄兴以庆贺30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长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陈天华、章士钊、宋教仁、张继、谭人凤、杨守仁等共12人集会，商议并决定成立华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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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黄兴为老板，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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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会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排满，实现种族革命，恢复汉族的统治权。民族主义是其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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