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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镜镜人须眉活，月影分明三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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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来粉署观仪型，河间贤邸罗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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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毛沈君入刻画，风采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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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写吾曹复何谓，想以寅清同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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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庭秋色湛清华，菊蕊桐阴纷荟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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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坐首推文璐公，公才公望神端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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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羽云起汉诸葛，万国眉攒唐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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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尉成侯意豪放，天骨开张郁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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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枚今孰出其右，褒鄂昔应同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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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也驽钝嗤凡材，万修王梁同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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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非倚相偏居左，邱索典坟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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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放歌成一笑，夕阳紫翠天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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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当携手梅花村，大署堂额曰玉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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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记录了一个叫做未士丹忱的外国摄影师，在菊蕊桐阴的秋日下午，为恭亲王奕䜣和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宝鋆、文祥、成林等晚清大臣拍照的过程。众所周知，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三十年后，这玩意儿在中国仍是一项人所未见的奇技。诗中这些高官兴味盎然，面对镜头，摆起姿势，一直忙活到残阳西照。从诗歌使我联想起沈、董、毛的那张照片，应当摄于此日。也意识到，当天至少还有宝鋆、文祥、成林的合影以及恭王的照片。我马上找出以前收集的恭亲王照片，从环境和椅子等因素推断，认为其中一张坐姿照，可能就是当日的作品，但另外几人的照片，却一时难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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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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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人来说，大多听说过恭亲王，但对文祥、宝鋆等人就很生疏了。其实这次摄影所涉及的人物，均是同治朝和光绪朝前半段清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恭亲王、文祥、宝鋆从1861年起，就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1876年去世，恭亲王、宝鋆一直任职到1884年，在甲申易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逐出政治舞台。董恂亦是从1861年至1880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同时长期执掌户部。沈桂芬、毛昶熙、成林1869年任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同时亦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他们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与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所谓的“同光中兴”所重叠，与洋务运动相伴随。慈禧太后之下，他们就是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管理团队，也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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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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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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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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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慈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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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评论中，读者大致可以感受到这些官员在晚清政坛的重要位置。宝鋆在诗中将文祥恭维成诸葛亮、杜甫（“一羽云起汉诸葛，万国眉攒唐少陵”）对于这些人研究甚少，美国传教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回忆录《花甲忆记》中，形容文祥有着瘦削弯曲的身材与硕大的脑袋，是实际上的总理。文祥曾经告诉他：“你看到过小驴拉大车，累得喘不过气来。嗯，那就是我的写照。”丁韪良又说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他并不漂亮，然而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讲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丁韪良还说，成林向他解释，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总向皇帝进谗言，破坏总理衙门的筹划。恭亲王自有应对办法。他奏请皇帝给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反对者一旦入了衙门就会发现，恭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唯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正是这样进入衙门的。二者都成了恭亲王的忠实同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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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这些正面描写，也有外国人直接抨击总署大臣的——这帮人“全部是老头子，而模样和举动则完全像老太婆！”[5]“总理衙门，应该叫做总不理衙门！”[6]这些文字记录栩栩如生，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有趣的记忆，但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却使我感到缺憾。无疑，在历史研究中，辅以视觉形象，看到历史人物的面容，会带来更加直接的感官冲击，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拉近后人与前人的心理距离，这就是我追踪本次摄影活动及其照片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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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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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互联网的搜索过程中发现，伦敦威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网站中，保存着英国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837—1921）——也就是宝鋆称为未士丹忱之“泰西照相人”——早年在中国拍摄的数百张历史照片，进而顺利找到了那次拍摄活动全部参加者的照片，总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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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的两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董恂、沈桂芬、毛昶熙、成林各一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成林的三人合影；董恂、沈桂芬、毛昶熙的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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