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68038 余也驽钝嗤凡材，万修王梁同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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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40 身非倚相偏居左，邱索典坟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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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42 走笔放歌成一笑，夕阳紫翠天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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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44 　行当携手梅花村，大署堂额曰玉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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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46 诗歌记录了一个叫做未士丹忱的外国摄影师，在菊蕊桐阴的秋日下午，为恭亲王奕䜣和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宝鋆、文祥、成林等晚清大臣拍照的过程。众所周知，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三十年后，这玩意儿在中国仍是一项人所未见的奇技。诗中这些高官兴味盎然，面对镜头，摆起姿势，一直忙活到残阳西照。从诗歌使我联想起沈、董、毛的那张照片，应当摄于此日。也意识到，当天至少还有宝鋆、文祥、成林的合影以及恭王的照片。我马上找出以前收集的恭亲王照片，从环境和椅子等因素推断，认为其中一张坐姿照，可能就是当日的作品，但另外几人的照片，却一时难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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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48 他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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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50 对于今人来说，大多听说过恭亲王，但对文祥、宝鋆等人就很生疏了。其实这次摄影所涉及的人物，均是同治朝和光绪朝前半段清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恭亲王、文祥、宝鋆从1861年起，就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1876年去世，恭亲王、宝鋆一直任职到1884年，在甲申易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逐出政治舞台。董恂亦是从1861年至1880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同时长期执掌户部。沈桂芬、毛昶熙、成林1869年任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同时亦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他们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与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所谓的“同光中兴”所重叠，与洋务运动相伴随。慈禧太后之下，他们就是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管理团队，也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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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52 《清史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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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54 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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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56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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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58 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慈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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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60 从上述评论中，读者大致可以感受到这些官员在晚清政坛的重要位置。宝鋆在诗中将文祥恭维成诸葛亮、杜甫（“一羽云起汉诸葛，万国眉攒唐少陵”）对于这些人研究甚少，美国传教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回忆录《花甲忆记》中，形容文祥有着瘦削弯曲的身材与硕大的脑袋，是实际上的总理。文祥曾经告诉他：“你看到过小驴拉大车，累得喘不过气来。嗯，那就是我的写照。”丁韪良又说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他并不漂亮，然而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讲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丁韪良还说，成林向他解释，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总向皇帝进谗言，破坏总理衙门的筹划。恭亲王自有应对办法。他奏请皇帝给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反对者一旦入了衙门就会发现，恭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唯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正是这样进入衙门的。二者都成了恭亲王的忠实同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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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62 区别于这些正面描写，也有外国人直接抨击总署大臣的——这帮人“全部是老头子，而模样和举动则完全像老太婆！”[5]“总理衙门，应该叫做总不理衙门！”[6]这些文字记录栩栩如生，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有趣的记忆，但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却使我感到缺憾。无疑，在历史研究中，辅以视觉形象，看到历史人物的面容，会带来更加直接的感官冲击，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拉近后人与前人的心理距离，这就是我追踪本次摄影活动及其照片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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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64 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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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66 我在互联网的搜索过程中发现，伦敦威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网站中，保存着英国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837—1921）——也就是宝鋆称为未士丹忱之“泰西照相人”——早年在中国拍摄的数百张历史照片，进而顺利找到了那次拍摄活动全部参加者的照片，总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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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68 恭亲王的两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董恂、沈桂芬、毛昶熙、成林各一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成林的三人合影；董恂、沈桂芬、毛昶熙的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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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0 依靠神奇的互联网，一百几十年前中国政坛的最重量级政治人物的容颜形象，在网页中一一呈现出来，真是令我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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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2 朋友告诉我，国家图书馆去年9月与英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大型图片展览——“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中，也展出过部分汤姆森照片。但可能没有将照片和拍摄背景联系起来考量，所以，照片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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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4 同时发现，《中国百年摄影图录》第55页上刊载的“清代武官”一照，其实就是成林。成林是个满族文官，1869年11月12日起，以光禄寺卿的本职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次年5月5日改任大理寺卿。宝鋆诗中称“廷尉成侯意豪放”，廷尉是秦汉至北齐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北齐易名为大理寺卿。据此分析，摄影显然不可能早于1870年。威康网站将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标注为1868—1870年。惟1870年的秋天，总理衙门正因“天津教案”而焦头烂额，毛昶熙、成林先后被派往天津查案，曾国藩亦因此被免去直隶总督一职而改由李鸿章担任。在这种气氛中，总理衙门大臣恐怕不会请洋人来拍照。又查汤姆森本人经历，他1871年从广东北上福建，4月访问台湾，1872年离华回英国，照片似应在这两年之间拍摄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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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6 汤姆森这次为中国官员摄影，是丁韪良牵线安排的。拍摄地点，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院内花园。汤姆森事后回忆，他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入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7]。曾有外籍人士记录，总理衙门并非设在闳大华美的建筑内，而是设在卑陋坍败的破屋中。[8]仔细观察沈、董、毛的合影以及文祥、董恂照片，房屋的柱子和地面都很破旧，想来斯言不差，老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证明。当年驻京外国人恶毒地形容，中国官员在这里管理国家大事，看着自己的胡子一天天长起来；一长列全权公使坐在又硬又脏的座位上，被主人强劝吃他们不愿吃的糕点。为了谈话不着边际而焦急，普遍地耗损了精力。[9]从拍照使用的明式圈椅来看，虽然没有沙发那么柔和，倒也是受到推崇的古典式样，老外的评论显得过于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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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8 汤姆森注意到，拍照时，“大臣们都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缎面长袍，式样简单，前面开襟，腰间束着带子；苍蓝色的绸领从颈部到肩部，像锥体一样立在那里；脚下是厚底的黑色缎面靴子。这种装束看上去很独特，更为重要的是，大臣中的许多人可称美男子，就像我们国家政府内阁里那些引为自豪的漂亮男人们一样。所有这些人都保持着一种安详、威严的坐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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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0 汤姆森也记录了恭亲王与他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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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2 恭亲王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恭亲王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几分钟，询问了我的旅程和摄影情况，特别对摄影过程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的阁员们那样深深地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者的说法可以称得上绝佳。他的目光能明察秋毫，静坐时脸上常露出一种阴沉而坚定的表情。我在一旁观察着他，我真想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和周围的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支配数百万人民命运的沉重担子，或者他和他那些显赫的大臣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大清帝国和她的人民的现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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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4 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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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6 约翰·汤姆森是一位开创性的苏格兰摄影师、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于1837年6月14日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烟草商人家庭，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1850年代，他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成为学徒，在那里学习了摄影术并能熟练掌握湿版照相法。1858年学徒期满，他在当地一所学院的艺术系上了两年夜校。1862年他追随哥哥威廉（William Thomson）去远东旅行，游历了新加坡，穿越马来西亚来到苏门答腊岛，去了锡兰和印度后搬去了泰国，用照相机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1866年回到英国。1867年，汤姆森再次返回远东，7月到达新加坡，10月到达香港，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商业照相馆。在此后的五年中，汤姆森游遍中国，南起香港和广东，北至长城，既游历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深入了许多内陆地区。1870到1871年间，汤姆森访问福建，并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乘船沿闽江游览了厦门和汕头。1871年4月，他和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一起前往台湾，从打狗（今高雄）登岸，游览了台湾府和台湾西部的村寨，拍摄了包括台湾府和许多原始村落的最早的照片。此后，他沿长江而上，到达湖北和四川。汤姆森摄影取材范围非常广大，从王公贵族到街头乞丐、从皇宫寺院到田间村舍，他用镜头记录了欧洲人从未见过的中国文化与人民。他在中国的照片集结为四卷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于1873到1874年陆续出版。这部摄影集，第1册为香港、广州、台湾的内容；第2册为台湾、潮州、广州、厦门、福州、汕头的内容；第3册为宁波、上海、普陀、南京、九江、武昌、汉口、宜昌、四川的内容；第4册基本是北京的人物和景色。该书封面尺寸490毫米 × 360毫米，合计发表了218幅照片。它的问世，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先例。过去我们看到的清末照片，许多都是汤姆森的作品。Wellcome图书馆网站上的照片，许多与《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一致。1877年，汤姆森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的画册，书中记录了伦敦贫穷人们的生活，揭开了社会底层的人们——擦鞋人、赶出租马车的人和劳工的生活状况的一角。《伦敦街头生活》给汤姆森带来更大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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