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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4 同时发现,《中国百年摄影图录》第55页上刊载的“清代武官”一照,其实就是成林。成林是个满族文官,1869年11月12日起,以光禄寺卿的本职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次年5月5日改任大理寺卿。宝鋆诗中称“廷尉成侯意豪放”,廷尉是秦汉至北齐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北齐易名为大理寺卿。据此分析,摄影显然不可能早于1870年。威康网站将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标注为1868—1870年。惟1870年的秋天,总理衙门正因“天津教案”而焦头烂额,毛昶熙、成林先后被派往天津查案,曾国藩亦因此被免去直隶总督一职而改由李鸿章担任。在这种气氛中,总理衙门大臣恐怕不会请洋人来拍照。又查汤姆森本人经历,他1871年从广东北上福建,4月访问台湾,1872年离华回英国,照片似应在这两年之间拍摄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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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6 汤姆森这次为中国官员摄影,是丁韪良牵线安排的。拍摄地点,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院内花园。汤姆森事后回忆,他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入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7]。曾有外籍人士记录,总理衙门并非设在闳大华美的建筑内,而是设在卑陋坍败的破屋中。[8]仔细观察沈、董、毛的合影以及文祥、董恂照片,房屋的柱子和地面都很破旧,想来斯言不差,老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证明。当年驻京外国人恶毒地形容,中国官员在这里管理国家大事,看着自己的胡子一天天长起来;一长列全权公使坐在又硬又脏的座位上,被主人强劝吃他们不愿吃的糕点。为了谈话不着边际而焦急,普遍地耗损了精力。[9]从拍照使用的明式圈椅来看,虽然没有沙发那么柔和,倒也是受到推崇的古典式样,老外的评论显得过于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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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78 汤姆森注意到,拍照时,“大臣们都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缎面长袍,式样简单,前面开襟,腰间束着带子;苍蓝色的绸领从颈部到肩部,像锥体一样立在那里;脚下是厚底的黑色缎面靴子。这种装束看上去很独特,更为重要的是,大臣中的许多人可称美男子,就像我们国家政府内阁里那些引为自豪的漂亮男人们一样。所有这些人都保持着一种安详、威严的坐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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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0 汤姆森也记录了恭亲王与他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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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2 恭亲王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恭亲王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几分钟,询问了我的旅程和摄影情况,特别对摄影过程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的阁员们那样深深地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者的说法可以称得上绝佳。他的目光能明察秋毫,静坐时脸上常露出一种阴沉而坚定的表情。我在一旁观察着他,我真想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和周围的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支配数百万人民命运的沉重担子,或者他和他那些显赫的大臣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大清帝国和她的人民的现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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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4 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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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6 约翰·汤姆森是一位开创性的苏格兰摄影师、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于1837年6月14日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烟草商人家庭,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1850年代,他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成为学徒,在那里学习了摄影术并能熟练掌握湿版照相法。1858年学徒期满,他在当地一所学院的艺术系上了两年夜校。1862年他追随哥哥威廉(William Thomson)去远东旅行,游历了新加坡,穿越马来西亚来到苏门答腊岛,去了锡兰和印度后搬去了泰国,用照相机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1866年回到英国。1867年,汤姆森再次返回远东,7月到达新加坡,10月到达香港,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商业照相馆。在此后的五年中,汤姆森游遍中国,南起香港和广东,北至长城,既游历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深入了许多内陆地区。1870到1871年间,汤姆森访问福建,并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乘船沿闽江游览了厦门和汕头。1871年4月,他和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一起前往台湾,从打狗(今高雄)登岸,游览了台湾府和台湾西部的村寨,拍摄了包括台湾府和许多原始村落的最早的照片。此后,他沿长江而上,到达湖北和四川。汤姆森摄影取材范围非常广大,从王公贵族到街头乞丐、从皇宫寺院到田间村舍,他用镜头记录了欧洲人从未见过的中国文化与人民。他在中国的照片集结为四卷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于1873到1874年陆续出版。这部摄影集,第1册为香港、广州、台湾的内容;第2册为台湾、潮州、广州、厦门、福州、汕头的内容;第3册为宁波、上海、普陀、南京、九江、武昌、汉口、宜昌、四川的内容;第4册基本是北京的人物和景色。该书封面尺寸490毫米 × 360毫米,合计发表了218幅照片。它的问世,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先例。过去我们看到的清末照片,许多都是汤姆森的作品。Wellcome图书馆网站上的照片,许多与《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一致。1877年,汤姆森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的画册,书中记录了伦敦贫穷人们的生活,揭开了社会底层的人们——擦鞋人、赶出租马车的人和劳工的生活状况的一角。《伦敦街头生活》给汤姆森带来更大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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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88 汤姆森在中国旅行时,常常孤身一人,去面对从未见过的陌生访客和摄影术的当地人。他在《中国和中国人影像》的《引言》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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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90 读者若熟悉中国人,了解他们根深蒂固的迷信习惯,应不难理解,在我完成这项任务时,会面对多大的困难与危险。在许多地方,当地人从未见过白种的陌生人。而士大夫阶层在普通人中已植入一种先入之见,即,最应该提防的妖魔鬼怪中,“洋鬼子”居于首位,因为洋鬼子都是扮成人形的恶魔,双眼有魔法,具穿透力,能看到藏在天上地底的珍宝,因此无往而不利。他们来到中国人中间,纯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我所到之处,常被当成是危险的巫师,而我的照相机则被视为神秘暗器,与我的天生魔眼相得益彰,使我得以洞穿岩石山峦,看透当地人的灵魂,制成可怕的图像。被拍摄者会神魂出窍,不出几年,就会一魂归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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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92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靠绘画来描绘容貌的。摄影改变了保存视觉形象的方式。这种新奇的玩意,虽然中国人对它存在疑惑,但总理衙门的大臣毕竟见多识广,他们对汤姆森的到来和他的技术,显然是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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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94 汤姆森使用的湿板摄影法,是英国人阿切尔1851年发明的早期照相技术,即在拍摄现场将含有碘化银的火棉胶,匀涂在玻璃底片上,浸于硝酸银液,趁湿片感光特强时曝光拍摄。湿版照片显明细致,底片又可复制正片,为当时摄影方法中最快速、经济的。这种方法,直至1870年代溴化银干板发明之后,才逐渐被取代。今天看来,在摄影现场制造感光板,趁湿时进行曝光显影,尤其外拍时,更要随身携带一大堆工具、药剂,乃至笨重硕大的照相机、脚架以及暗房工作所用的帐篷,实在是件辛苦的事,但将生动的世界凝固在相片里流传后世,使得这种辛苦最终化为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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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96 汤姆森很早就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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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098 照相机一直陪伴着我的旅行,成为唯一准确地描绘我沿途见到的一切有趣之物以及所接触的各种民族的工具。因此,它使我任何时候都能向我的著作的读者提供真实地再现当时情景而无可争议的图片,使他们第一次面对遥远东方大地上的景物和人民,与我一起分享那愉悦的经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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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00 这是对于摄影技术运用于文化交流和文献保存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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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02 汤姆森也用文字保存了他游历时的所见所闻。比如他记录了文祥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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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04 给中国一些时间,她的发展将是飞速而不可抗拒的。其结果会让那些在当初为中国进步而抗辩的人,追忆美好的往昔时发出阵阵叹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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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06 汤姆森在中国拍摄了数百幅照片,亦留下两张自己的形象,可供今人一睹风采。前一幅照片的背景是两位年轻的士兵。宝鋆用“鹘眼虬髯方广额”七字来勾勒汤姆森,我们看到照片,颇为传神。后一幅是他在摆弄一门金陵机器局仿造的加特林机关枪,这个玩意,如果训练熟练,一分钟可以打出四百发子弹,是当年作战杀人的新式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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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08 汤姆森摄影生涯的晚期,致力于拍摄上流社会人们的肖像,他在伦敦开设了一家规模庞大的照相馆。他自己的形象,也从一个浪迹天涯的江湖客,变为温文尔雅的绅士,甚至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指定的御用摄影师。1921年10月7日,汤姆森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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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10 汤姆森在逝世前不久,将其七百张玻璃底片存放在伦敦威康图书馆。亨利·威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1853—1936)是英裔美国制药企业家,他创建的宝威公司(Burroughs Wellcome & Co.),后来与另外三家公司经过几次购并,在2000年,成为葛兰素史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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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12 作为科学和医学的热心赞助者,威康爵士创建了威康信托基金会(The Wellcome Trust),在医学领域,它是仅次于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第二大慈善基金。威康图书馆主要收藏医学史和人类学的著作与制品,汤姆森的亚洲照片作为宝贵的视觉文献,具有不同文明的比较价值,是威康图书馆的重要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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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14 2009年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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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16 2010年11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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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18 附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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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20 本文以《晚清大员的罕见照片》之名,刊发在2009年4月22日的《南方周末》时,人们对于汤姆森和他的摄影作品了解得还不多。此后几年,汤姆森的事迹和各色中国题材的照片被迅速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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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8122 文章发表后不久,我的中学同学,摄影家尔冬强介绍我与法国汉学家魏延年(René Vienet)先生见面。魏延年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早年他在巴黎研究中共党史,采访过彭述之等托派人物。现在改行做生意,却在收集中国老照片方面卓有建树。我们聊起了汤姆森和他的摄影集《中国和中国人影像》,据我所知,《中国和中国人影像》第1、第2卷于1873年出版,各印刷600册;第3、第4卷于1874年出版,各印刷750册。如今存世极少,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无收藏。而魏延年本人,竟收藏了完整的两部。不仅如此,魏延年还研究这些照片的发表和使用情况。当初,平版印刷的书籍和报纸尚不能附印照片,《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中的照片,是用珂罗版印刷之后,再用手工方式一一粘贴在书中,宛若一本照相簿。而报纸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只能聘用工匠,将照片一幅幅改制成铜版雕刻的插图,拼入报纸的版面。每幅插图极为精细,但工作量也极为烦琐,均可作为上个世纪的艺术作品。魏延年将照片和插图的报纸一一寻觅出来,对于研究摄影与印刷技术进步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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