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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镜头前的旧中国》，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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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远征中国》，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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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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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奕：《十月初十日慈宁门外行礼后邀请恪靖侯来邸，以西法照并坐像漫题一律侯赴两江总督任濒发》，《九思堂诗稿续编》，卷6，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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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翁同龢：《醇邸以与左侯并坐照像见示敬题应教》，《翁同龢诗集》，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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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4册，第2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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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和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森记录的晚清帝国》，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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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军营弄惯入军机大臣笔下的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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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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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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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因功勋卓著，封侯晋伯，官至大学士。但只有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初以东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赞襄枢机，时间虽然只有九个月，却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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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官方文献和碑传文中对左氏的这段经历记载甚为简略，大多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清史列传·左宗棠传》谓：“七年正月，入觐，命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月，奏请教练旗兵，兴修畿辅水利，下所司议行。七月因病屡请开缺，上一再慰留之。九月，授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1]吴汝纶《左文襄公神道碑》也只有几笔：“俄事定，遂命入值军机，兼值译署。居数月引疾乞退，命出督江南。”[2]这样的表述看不出一点儿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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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野史的记载十分有趣。《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文襄入朝三则》，记载左宗棠光绪七年从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后奉诏回京，出任军机大臣，却因从未做过京官，受到同僚戏弄的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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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左文襄罢西师而入朝也，愤纲纪之不举，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颇相忌畏，而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奕䜣）意亦不愿，于是遂群起侮弄之，或举其可笑之端编为小诗，转相谐谑。缘左侯不习于陈对，其初陛见也，慈圣劳苦之，且曰：“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不便。”左侯操湘音对曰：“臣在军中五更时便须弄起来。”诸人遂皆举此为笑。左又谓诸寅僚曰：“吾之妾善为盐齑，虽乡味颇可口，翌日当遣人分致。”乃仅各馈少许耳，诸人编诗亦遂入之。又左体肥，每当治事之处，喘息殊甚。诸臣伪为恭谨，相共扶掖，其实以为弄资也。又诸臣知其欲研究诸务，任其自行料检。左顾此则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委，数日茫无头绪。已而两江总督缺出，遂简放左公督两江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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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野史提供了正史中不曾记录的有趣细节，但因其史料来源不详，学者引用时往往颇费踌躇。其实，现在看到的野史记载，很多都是当时各种传言的一种沉淀，既然有过传言，多少也有所根据。一些情节并非无法澄清，关键是必须仔细爬梳原始文献，去伪存真，考证野史笔记的依据。我幸好找到了相应的原始记录，从中大致可以辨析《清朝野史大观》所记与事实的出入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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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返程途中，曾给李鸿章写信，谈到自己对未来的安排，认为“衰病余生，杖不去手，待漏而趋，时虞陨越。陛见后当上疏自陈，以闲散长留都寓，聊备顾问，亦不敢遽谋归田，致负初心也”。[4]而李鸿章从左宗棠行旅经过的保定官员那里听说，左“起居甚健，须鬓未霜，尚如五十许人”，[5]时年左宗棠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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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军机大臣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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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北京，次日陛见。这阵子，慈禧太后因病休息，不理政务。慈安太后单独见起，与这位老臣说起二十年来处理危局，平定内外之乱的往事，声泪俱下。二十八日，慈安再次召见左宗棠。二十九日，任命左宗棠以大学士管理兵部，在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留京担任军机大臣，需要每天待漏而趋，十分辛苦。太后允许他晚些上朝，算是对功勋老臣的体恤照顾。左宗棠观察同僚，以为“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奸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6]他向同僚打听京师花销的预算，军机大臣王文韶、李鸿藻都说每年的用度不能少于六千两银子，他也做好了筹划，[7]并在宣南上斜街租下一座宅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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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王文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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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科举的功名只到举人，同治十二年十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入阁拜相，在有清一代，都是异数，李鸿章当时就称其为“破天荒相公”[9]。此时挟西北创下的赫赫军功任职京师，相当于以节度入枢密。然而北京官场对于这个新来乍到、壮怀激烈、头角峥嵘、屡立战功，常年在外做惯封疆大吏，不太懂得紫禁城规矩的老头，其实是怀有蔑视的。《清朝野史大观》描述左宗棠体肥气喘，起跪需要同僚扶掖，左宗棠在给甘肃布政使杨昌濬的信中坦承，到京参见太后时，“顽躯照常，惟步履艰难，能跪而不能起，每次尚须宝（鋆）相国、李（鸿藻）尚书扶助也。”[10]按他本人的体会，同僚扶掖是善意的帮助，但在军机大臣王文韶看来，左氏被扶却有另外含义。他在光绪七年二月初一日日记中，记录左宗棠首次上班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