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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十日 午后风，尘飞蔽天，极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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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五日 薄暮大风从东来，黄埃蔽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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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的记载用农历，换算成阳历，为1888年3月30日至7月4日，沙尘暴的袭击从春季延续到初夏。其笔下的沙尘暴，远比我们今天的感受要厉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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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春天，慈禧太后发动著名的“甲申易枢”，宫廷内外许多政治运作，在“黄沙漠漠”中悄然进行。翁同龢一面记录他每天与谁会面，朝廷有何人事调动，一面也记录着“大风起，沙翳天暗”。例如三月十一日，“午后风又作，俗谚应矣。发两封奏，而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门，尘土眯目，吁，可怕哉！”[3]十二日，“辰初大风起霾，入夜未止。……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4]配合着漫天翻滚的沙尘暴和雾霾，光绪朝政坛也掀起了罢黜恭亲王的惊涛骇浪。假如今天的影视编导，能够运用气候景观，其再现的历史场景，在细节上岂不更真实也更震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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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叙老北京生活的作家们，却常常把沙尘暴省略了，给后人的印象，沙尘暴似乎只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破坏的产物，来源于急欲富裕的牧民放养山羊啃啮了草根。坦率说来，明清时期北京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都城，生存条件却并不值得推崇。它的北方，广漠的蒙古高原，像一个风云际会的大舞台，每隔数百年便会产生出一支新锐骁勇的铁骑，威胁着中原王朝的统治，催生着鼎新革故的江山嬗替。而蒙古高原的沙尘暴，更是年复一年地如期光临，劈头盖脸，无孔不入，成为古都春季的一种令人不悦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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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沙尘暴，北京的城市道路系统问题也很突出。我们过去研究老北京，往往更多关注建筑园林、关注胡同和四合院，却忽略城市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排水排污，以及交通工具。翁同龢日记中，常常提到如若下雨，北京必定泥泞不堪。诸如“九衢泥淖，非骑不可”，“入城曛黑，路犹难行，泥深处几三尺”，“后门外流潦纵横，始悟昨夜雨西城较大也，皇城拐角望北泥深数尺，车陷骡蹶，两车夫沾塗出于淖，险矣”的记录比比皆是。[5]这同军机大臣王文韶所写“大雨倾盆，竟夕未已，丑正冒雨上车，水深处将及马腹”[6]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有位意大利外交官记载，崇文门“大街至少有40米宽，两边另各有两条街道，每条5—6米宽，街旁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在一条这样的小街旁，有一条宽3米、深至少好几米的沟，用于排污水。大街的正中、比其他部分高至少1米之处才是真正的马路，路宽约20米，积有厚约半米的黄土，马车的轮子和行人的脚步淹没其中，就像走在海边的沙滩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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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德国银行家在光绪十二年访问北京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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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城墙，比街面高出约一米左右的地方还能看出从前人行道的痕迹，同样还能看出从前北京几乎所有大街下水道系统的残留。如今石板铺设的街面几乎已经绝迹，已毁坏的运河对大街上的交通形成威胁，并加重已经很糟糕的空气污染程度。原先的城建设计很规则，所有主要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街面宽度大多达到两百英尺。在普遍缺乏维护的情况下，街上的黑色尘土积有一英尺厚，瘦骨嶙峋的中国狗在其中寻找着食物，这些狗的作用恰如都城的卫生警察。所有的大街和广场都散发出让欧洲人不可忍受的臭气。由于排水系统完全处于废弃状态，北京的市政管理机构想出了自以为绝妙的主意，用简便易行的方式来处理人类的垃圾，所有家里或院子里的排泄物都收集在特殊的容器或者粪坑里，每天在固定时间倒进大桶，与其他脏水一起泼到街上，混入与鞋一样高的尘土里。有好几次我不得不骑行经过如此美化过的街道，熏得我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但是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泼洒法还是很实用的：垃圾被酷晒，尘土被狗快速销蚀，因为湿润，灰尘暂时未被扬起。但如果下了雨，就会出现另外一幅画面：到处都是水坑，厚厚的泥浆覆盖住整个大街，几星期内无法通行。降雨几天之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抬轿子的轿夫陷在没膝深的泥浆里，坐轿子的人不得不从轿子里出来，去蹚那黑水和泥浆。我注意到，除了那便宜的喷洒法之外，数以千计的苦力也在街上完成他们的消化过程，这就不难理解这地狱一般的恶臭从何而来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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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13年外国杂志上所见北京的沙尘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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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泥泞的北京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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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城市似乎没有找到硬质路基的建筑方式。“晴天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皇帝出行，软土造成的忐忑不平和坑坑洼洼，使得车中的君主极不舒服，所以养成了黄土垫道的传统做法，道路越垫越高，而城市的排水系统又不完善，黄土就使积水的城市更加泥泞不堪。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九日，他和群臣在泥路中向太后和皇帝叩头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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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初，上还西苑，余骑马至蕉园门，黑云如盖，蒸热不可耐。两斋诸君及崇（礼）、敬（信）两尚书皆在。……雷电大雨稍止，持盖立泥中敬俟。三刻许辰正一皇太后驾出蕉园门始传福华门，群臣北向。余等于道旁泥中西向排班叩头，谢赐扇、尺头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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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类记录，总觉得当个劳什子官还真是费劲和窝囊。而路又不好，困扰市民出行，这个难题，一直要到20世纪，现代城市的沥青路面和下水道系统传入，方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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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的休闲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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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一直觉得，清代北京官员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乏善可陈。除了逛琉璃厂买古董旧书，去崇效寺看看牡丹，去什刹海旁的茶馆饭庄饮茗品酒，去西山访古刹听暮鼓晨钟，到陶然亭观赏芦苇和远山外，没有更多有趣的地方可供游览消遣，因为今人熟悉的景点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雍和宫、香山，当年统统属于皇家园囿，并不对公众开放。阅读翁同龢日记，使我发现，北京的达官贵人还是会从郊外零零散散的自然景观中，寻找到自己消闲的乐趣。这些景观，时下早已在城市开发的滚滚大潮中湮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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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二闸。二闸本名庆丰闸，位于东便门外，是通惠河上五个闸口中的第二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由于京城至通州落差很大，上游水源又不足，为了使河道能存住水，以利行船，就从东便门附近的大通桥至通州，修了五座闸口，这样使通惠河每一河段，都有充足的水源。从东便门雇舟出发，两岸水草丰茂，树木葱茏。翁同龢于光绪十年六月初八日，“出便门，觅舟到二闸，饮茶于肆，闸下水如雷，觉此中静趣自在”。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偕鹿侄、斌孙同泛舟二闸，买鱼饮茶，秋色萧然矣，风物凄紧，暮归。”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七日，“是日毓庆宫搭天篷，未入直。晨起坐小车出东便门，乘船至二闸观水，一洗俗耳。麦四五寸，蒲柳并青，风景特秀。”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他“清晨出东便门，泛舟至二闸，后由二闸至高碑店。阴云往来，小雨数点，大风轻雷，光景甚奇绝，似江乡渔艇上看水时也”。[10]经翁同龢寥寥数笔，使我们对二闸河水的轰鸣和周边郊野的景色，宛若身临其境，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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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疑似二闸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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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京郊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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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西泡。西泡在天宁寺直西稍南约四里许，光绪六年七月十二日，翁同龢与朱智、许应骙、邵亨豫、祁世长、孙诒经一行六人，来此访荷。池中“有三舟，一舟有篷，六客同泛，由苇径穿而出，延缘荷花中，花叶皆压篷上，极有致，池凡六顷，四面土岗起伏，俨类南中江乡景物，良久归”。[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