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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13年外国杂志上所见北京的沙尘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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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泥泞的北京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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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城市似乎没有找到硬质路基的建筑方式。“晴天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皇帝出行，软土造成的忐忑不平和坑坑洼洼，使得车中的君主极不舒服，所以养成了黄土垫道的传统做法，道路越垫越高，而城市的排水系统又不完善，黄土就使积水的城市更加泥泞不堪。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九日，他和群臣在泥路中向太后和皇帝叩头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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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初，上还西苑，余骑马至蕉园门，黑云如盖，蒸热不可耐。两斋诸君及崇（礼）、敬（信）两尚书皆在。……雷电大雨稍止，持盖立泥中敬俟。三刻许辰正一皇太后驾出蕉园门始传福华门，群臣北向。余等于道旁泥中西向排班叩头，谢赐扇、尺头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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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类记录，总觉得当个劳什子官还真是费劲和窝囊。而路又不好，困扰市民出行，这个难题，一直要到20世纪，现代城市的沥青路面和下水道系统传入，方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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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的休闲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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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一直觉得，清代北京官员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乏善可陈。除了逛琉璃厂买古董旧书，去崇效寺看看牡丹，去什刹海旁的茶馆饭庄饮茗品酒，去西山访古刹听暮鼓晨钟，到陶然亭观赏芦苇和远山外，没有更多有趣的地方可供游览消遣，因为今人熟悉的景点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雍和宫、香山，当年统统属于皇家园囿，并不对公众开放。阅读翁同龢日记，使我发现，北京的达官贵人还是会从郊外零零散散的自然景观中，寻找到自己消闲的乐趣。这些景观，时下早已在城市开发的滚滚大潮中湮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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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二闸。二闸本名庆丰闸，位于东便门外，是通惠河上五个闸口中的第二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由于京城至通州落差很大，上游水源又不足，为了使河道能存住水，以利行船，就从东便门附近的大通桥至通州，修了五座闸口，这样使通惠河每一河段，都有充足的水源。从东便门雇舟出发，两岸水草丰茂，树木葱茏。翁同龢于光绪十年六月初八日，“出便门，觅舟到二闸，饮茶于肆，闸下水如雷，觉此中静趣自在”。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偕鹿侄、斌孙同泛舟二闸，买鱼饮茶，秋色萧然矣，风物凄紧，暮归。”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七日，“是日毓庆宫搭天篷，未入直。晨起坐小车出东便门，乘船至二闸观水，一洗俗耳。麦四五寸，蒲柳并青，风景特秀。”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他“清晨出东便门，泛舟至二闸，后由二闸至高碑店。阴云往来，小雨数点，大风轻雷，光景甚奇绝，似江乡渔艇上看水时也”。[10]经翁同龢寥寥数笔，使我们对二闸河水的轰鸣和周边郊野的景色，宛若身临其境，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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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疑似二闸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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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京郊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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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西泡。西泡在天宁寺直西稍南约四里许，光绪六年七月十二日，翁同龢与朱智、许应骙、邵亨豫、祁世长、孙诒经一行六人，来此访荷。池中“有三舟，一舟有篷，六客同泛，由苇径穿而出，延缘荷花中，花叶皆压篷上，极有致，池凡六顷，四面土岗起伏，俨类南中江乡景物，良久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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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南泡。南泡是广安门外三里许的荷花池。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翁同龢乘着早上凉爽，出广安门，“饮野茶馆。南行至南泡子，坐瓜皮艇子入荷花中，花香露气袭人襟袖”。[12]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廿五日，他应朋友约请小酌，出西长安门，乘小车历宣武门、广安门而至南泡，此地“肴侑甚洁，泛舟入荷花，旷然有江湖之观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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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巴沟。巴沟位于海淀西北三环一带，我因有朋友住在万泉新新家园小区，所以记住了这个地名。历史上，万泉庄的泉水由南向北流去，其中渠沟最大者有八条，人们在水边高地上聚落形成小村，称之“八沟”，后转成今名。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七日，翁同龢应同年铭安（鼎臣）邀请，去此地游玩。出西直门后，石路颠簸，从南海淀折而西行，约二里许，就到巴沟。他找到一家叫做白房子周家锅伙的地方，烹鱼折蔬，萧然野趣。其地四面皆稻田，荷池环之，一亭占土山高处，一览数十里，宛若今人寻访就餐的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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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三月十七日，翁同龢应铭安约请，又冒雨游览巴沟，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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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甚，沾衣。出西直门七刻而抵彼，海棠正花，桃柳交媚，渺然仙人之居也。相与登亭眺西山行园，撷蔬烹鱼而饮。……申初归，憩于茶亭，抵家才酉初二刻。抵巴沟雨即止，旋露日光，云阴霭空，绿野如罽，斯游快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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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美好的京郊田园景色，今人只能在历史文献中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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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洋人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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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对外交涉。西方也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了外交官。但在此后十余年里，中国并未对等地设立驻外使馆，在京的中国官员，除了总理衙门专有涉外业务之外，其他人均不与外国人交往。在中国官员看来，这些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外关系，涉及“由夷变夏”还是“由夏变夷”的大是大非。外国人利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允许他们的外交人员常驻帝都，中国官员只要不涉及对外交涉事务，谁也不愿去招惹他们。所以在整个同治朝的十三年里，使馆和洋人犹如一窝窝筑在树梢顶上的鸟巢和巢中的鸟，孤兀兀的，和中国社会，没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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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接应柏郎考察队，被当地民众打死。在处理马嘉理事件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希望今后中国官员能与外国人往来，则上行下效，百姓也就自然尊重外国人，不致有凌辱之案。[15]七月二十日，英使馆外交官梅辉立在与总理衙门大臣的谈判中，坚持要中方对此事表态。[16]八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上奏，建议“由臣衙门与各部院大臣商订往来节目，俾得尽悉缘由，庶往来者不致因周旋之际或生嫌忌之端。即未与往来者，亦可渐知中外交涉情事”。[17]十二月初十日，总理衙门再奏，“中国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臣往来之始，拟请于光绪二年为开办之日。”奉旨依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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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记珍贵地记录了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总理衙门举行的拜年会见。恭亲王、总理衙门大臣和在京的部院大臣出席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