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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住在北京的醇亲王奕约翁同龢长谈，翁随后“为醇邸拟复李相（鸿章）信稿，极论铁路一事，凡数百言”。同时，自己又给李鸿章单独写信，通报情况。[39]从“拟复”二字，可知李鸿章先也给醇王写过信，显然是做沟通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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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住在天津的李鸿章在给湖南名士王闿运信中，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著名论断。他说：“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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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醇亲王和翁同龢的来信中，李鸿章已经明白，眼下在铁路问题上，他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在众人一片反对的气氛中，李鸿章的态度显得落寞和孤掌难鸣。2月2日，李鸿章复函醇王，继续为建造铁路计划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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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铁路一事，为泰西各国富强最要之端。鸿章明知中国风气未开，揆诸舆情，则论者必哗；筹诸经费，则款难应手。时势所限，原非人力所能勉强。惟以中国土壤之博，物产之丰，人才之盛，十倍于西洋各国，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路而后能富能强，亦必富强而后可以居中驭外，建久远不拔之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适值刘提督铭传力倡斯议，鸿章若遽加驳斥，则中国日后富强之机因此阻遏，诚属可惜。是以历举九利，盖皆得诸亲历外洋者之议论，而参合中土之情势，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蕴，庶迂拘之意见渐融，或将来之创办较易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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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此信虽称“铁路一事，为泰西各国富强最要之端”，“请襄助铁路大计”，但口气发生变化。他说中国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显然，李鸿章不得不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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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亦上奏，反对修建铁路。周对兴建铁路有“不可解者六”，他的论证，在今天看来，很无趣也很无知，但在当时却是主流观点：“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兴，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原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耶！然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周德润接着笔锋一转，“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风闻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窃料二人深知政体，必不出于此，或如有之，是俨然以桑、孔自居，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42]周德润这里提到的桑、孔，是汉代著名理财专家桑弘、孔仅，主张盐铁官卖，但一直被后世视为与民争利而遭诟病。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人，同治元年进士。当时以直声著称，后来与翁同龢走得很近，但此奏的背景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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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翁同龢从醇亲王处见到李鸿章的复信。他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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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邸以李相复信见示，力驳去信，仍委婉以为一时难办，窥其意，不过为刘铭传圆此一谎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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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翁同龢对于铁路的保守态度，再过几十年就显得落伍可笑了。所以，1925年，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翁文恭公日记》时，也将这段文字遮盖，直至2011年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编《翁同龢日记》刊行，才依据原稿，首次发布原文。按照翁万戈、翁以均先生的研究，涵芬楼影印版《翁文恭公日记》，全书共有十处遮掩，其中前引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和本日两处遮盖，均与铁路建设有关。想想，刘铭传的奏稿，时过境迁之后，竟有三人将其收录本人文集，可谓争先恐后，这是一段荣耀。而翁同龢的保守，则使其“维新导师”形象大为受损。太史公谓，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此亦后世“为尊者讳”的一桩有趣事例，应当将其揭示。这里，我也感谢翁万戈、翁以均先生，是他们的严谨和坦诚，直接使用保存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来溪居翁万戈家中的日记原稿作精心校对，方使得历史过程得以重现本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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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2月6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亦遵旨上奏《议覆筹造铁路利弊片》，发表对铁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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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说，铁路问题，臣前过天津时，曾与李鸿章论及。刘铭传所请，也与臣意相符。其先办清江至京一路，无非从易入难，自近及远，期底于成。凡立一法，必有一弊，大利所在，害亦随之。臣所鳃鳃过虑者，是铁路火车有妨民间生计。因为物产精华，民生日用，无铁路未必见少，有铁路未必加多。只是货物流通，如全为火车所揽，则穷民向恃车马人力运负以营生者约数万人，岂不失业？从前捻军滋炽，论者归咎于河运盐务之改章，可作前车之鉴。应请旨饬刘铭传务将一切利弊，逐细推求。[44]显然，李鸿章在铁路问题上，虽与刘坤一有过默契，而刘坤一察言观色，态度已从支持修建转为反对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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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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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北京官场中真正去过欧洲、亲身乘过火车的前驻德公使刘锡鸿，携带着他的《罢议铁路折》登场了。刘的观点是：“臣尝奉使西洋，讲求其事，既有所见，不敢不即陈明，以期早日罢论，息此纷纭也。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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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认为，洋人火车铁路是公司经营，无关国家投入。中国没有西方模式的私人公司，如果官方牵头招民凑股，则近年百姓屡屡受欺于官，岂肯复蹈覆辙？再说时下民力大困，就算网罗天下富室，亦未易集成西洋一公司之巨资。如果投入朝廷资金，则财政缺钱，上何处筹集巨款？西洋铁路，既由商民募股，在事之人皆参与管理，修路造车在在结实。中国诸事皆交委员吏役，视为官事。自太平军起事以来，法令松弛，下面人都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习以自肥囊橐。难道火车铁路一事，独能搞得好吗？现在国家教养之政尚未暇举，攘窃之风盛行。铁路之铁轨绵延数千里，势难节节严守，窃失当在意料之中。洋人信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我中国名山大川，从古沿为祀典，倘铁路通行，恐惊耳骇目，大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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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说，英国造铁路，货物流通，从大西洋至地中海，凡数十国，英商之货，直达欧洲之外，其所得皆他国之利也。中国虽造铁路，不过周于两京十七省而止，以彼省之货易此省之财，从一个国家而言，则毫末殊未有增，哪来什么利益？虽说火车便利旅游探亲、带动沿途饮食住宿、交通土产之类，不知此惟洋人所好，我中国当禁民众惰游，造铁路有什么利益？或说中国幅员辽阔，常有鞭长莫及之虞，有火车则巡察易周，官吏不敢逾法，有益政治。其实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形迹。或说铁路有利于漕运，其实我朝征伐准噶尔、厄鲁特，戡定回疆，沙漠迢遥，兵粮皆陆运而无匮，况腹地仅数百里之近，有什么必要非依赖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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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论证说，造铁路征用民田，会使农民失去土地，即便弥补其银两，但坐食一空后，如何谋生？建造铁路，大到铁轨，小到润滑油脂，都要进口，实难指望能有还钱的日子。乡僻小民，百亩之入能养活十数口，犹有余财。居近城市者，则所入倍而莫能如之。如果通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穷人生活就难以为继。火车开通，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老百姓易受蛊惑，虽不至于交通勾结，然其视洋人与视华人没了区别，则将来和局或变，民情就不可尽恃。或说铁路有利运兵，其实要看兵力之强弱。兵力强，则我可速以挫人；兵力弱，则人亦因以蹙我。铁路无非代他人作布置。若有百姓造反，还会梗道夺车，胁迫司机，袭邑攻城，随其所指，俄顷即至，则城不可守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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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还上《密陈不可借款造路片》，说出使外国前后，英国公使威妥玛多次对他大谈修造铁路之利，他以无资为辞，威妥玛称英国可以借给，显然包藏祸心，万万不可听从。[46]确实，早在出使英国前后，刘锡鸿就与威妥玛和其他外国人多次讨论铁路。所谈无非亦是铁路成则外国人容易进入中国，而造铁路必定毁田庐坟墓。他不断问外国人，如果贼抢夺火车来袭我怎么办？造铁路缺乏资金怎么办？还不出贷款外国人兴兵勒取怎么办？他在英国乘过火车，曾感叹其商务包厢“有群居之室，有别室，皆漆皮软几，玻璃明窗，坐卧殊觉畅适。其贵者所乘，则锦壁、绣帘、文榻、画案，瓶添净水，盘供鲜花。虽轮行如飞，风霆贯耳，终不改书斋闲憩之乐”。[47]但这些细腻的体验，从来没有改变他对铁路铺入中国所带来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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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与李鸿章的交锋，是中国上层社会对发展现代交通、推广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外资、经济发展与民生等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的论战，对晚清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在这场辩论中，反对意见占据了上风。刘锡鸿的奏折，从今天看来，显然是农本经济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哓哓诡辩，但在当年，却提供了反对铁路的有力依据。以至七年之后，翁同龢重读这份奏折，还说“刘云生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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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上奏同日，清廷颁发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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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刘铭传奏请筹造铁路，当谕李鸿章、刘坤一等筹商妥议。兹据先后复奏，李鸿章以经费不赀，若借洋债有不可不慎三端；刘坤一则以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所奏均系为慎重起见。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中国若拟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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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搅动朝野心绪的修建铁路大讨论，至此戛然而止。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幕插曲，将中国的铁路建设延后了十余年，在整个事件中，李鸿章的先知先觉，抵不过张家骧、周德润、刘锡鸿们的迂腐短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是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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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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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李鸿章致函丁日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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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交南北洋复议，敝处力言其利，大声疾呼，又为朝士所讪毁，大丈夫不遇时之所为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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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给朋友的信中，则这样为自己的动摇作推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