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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佩纶又给李鸿藻写了第二封密信,报告局势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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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宝世兄书来,该弁定不肯不递,止可听之。此事唯有委之气数,不独言路削色,亦且朝列蒙羞,将来能于明发中稍光润些亦好。言之愤愤恨恨,此皆鄙人不能匡救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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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中堂函丈 名正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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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信的内容看,宝廷的儿子也不能劝阻信使递交奏折,张佩纶出于对清流形象的维护考虑,他又退而求其次,指望李鸿藻入朝,“能于明发(上谕)中稍光润些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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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移星转,二十九日之夜匆匆过去了。除夕之晨,慈禧身体不适,李鸿藻亲临后,军机处代拟了谕旨:宝廷着交部严加议处,即请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仓促之间,也只能这样办理了。张佩纶不知晓军机处内部讨论的细节,故焦虑地向李鸿藻打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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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他又写一函给李鸿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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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体已康,甚慰。竹公器小易盈,可为太息痛恨。其意方援子卿胡妇、澹庵黎娃以自解,真谬妄也。圣恩仅予严议,已为宽典矣。朱子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律己观人,又增一重阅历,亦愿公于一二言者,当有听言观行之意,不可再失之于宰予耳。言之闷愧。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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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中堂 佩纶叩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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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中子卿即苏武,在匈奴时曾与胡妇生子。澹庵为南宋抗战派名臣胡铨,在被秦桧贬谪岭南后,爱上名叫黎倩的美女。这两个典故,宝廷在自劾的奏折中引用,张佩纶认为谬妄。张佩纶还说,听言观行,不可再失之宰予。宰予是孔子门生,因大白天不读书听讲,躺在床上睡觉,孔子骂他是“朽木不可雕也”。张佩纶与宝廷是好友,此时说出如此尖刻的比喻,足以说明他心中的气恼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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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封密信极为珍贵,捧读原件,我自己似乎也穿越到一百三十年前的那个仓促的夜晚清晨。感受到写信人张佩纶的焦虑不安,更感受到收信人李鸿藻的焦虑不安。此类历史上的密信,本来决不想让外人阅读,能够保存下来,极为难得。张佩纶在急迫之中,字依然写得一丝不乱,也可看出他对李鸿藻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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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后,清廷依部议将宝廷革职。从此宝廷退出政坛,芒鞋竹杖,载酒游山,日以吟咏消遣,最后贫病而卒,成为清流中第一颗陨落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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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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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廷娶江山船女的故事,野史中多有流传,其前后细节却不清楚。左宗棠1883年在给徐用仪的信中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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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竹坡途次不检,致成笑柄,奉旨切责落职,咎由自取,夫复何言!惟在浙时闻浙人言,前窦东皋先生光鼐视学浙江时,官吏憎其清严,亦曾以船政败其素节。以此知浮名累人,失足即同瓦裂,不容不慎也。竹坡此事先后同符,殊为不值。然自行举发,犹与怙过欺饰者究胜一筹。友朋交谊,应于有过中求无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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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窦光鼐,为乾隆七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曾经三次担任浙江学政。左宗棠所说其“视学浙江时,官吏憎其清严,亦曾以船政败其素节”的内容不详,但左认为窦光鼐是被人做局,而宝廷“此事先后同符,殊为不值”云云,则代表了当年大员中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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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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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竹坡学士宝廷,某科简放福建正考官,复命时驰驿,照例经过浙东一带,地方官备封江山船,送至杭州。此船有桐严妹,年十八,美而慧。宝悦之,夜置千金于船中,挈伎而遁。鸨追至清江,具呈漕督,时漕督某,设席宴宝。乘间以呈纸出示,宝曰,此事无须老兄费心,由弟自行拜折,借用尊印可也。未几奉旨革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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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伯元笔下,江山船上的特殊服务是浙江官员提供的,这与左宗棠的怀疑相一致。前面提到,宝廷奏折与漕运总督的奏折是由同一位信使送往北京的,信使不敢压下宝廷的奏折,恰好与宝廷要抢在别人举报之前,自行先向皇太后坦白的初衷相符,假若真被李鸿藻、张佩纶派遣的人拦下了,倒是辜负了他谋划自首的一番苦心。此时,漕运总督为满人庆裕,他的弹劾奏折,我迄今尚未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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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廷的绯闻曝光后,时任江西学政、远在江西袁州的另一位清流密友陈宝琛十分震惊,二月十二日,他给山西巡抚张之洞写信,希望张能出言上奏,争取为宝廷缓颊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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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半年,时局略异,少农罢政,庶子掌台,举错如斯,方惜公与丹公不即柄用,更生乃忽自污,以快谗慝,令人愤懑欲死。谴责固所应得,然其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既不蒙曲宥,若久于废弃,恐亦难餍人心。侍与之同年,踪迹又密,欲论其事,则涉阿好党护之嫌,望微言轻,亦恐难回天听。阅钞后,彷徨数昼夜矣,公能为大局一言乎?在渠疏野之性,弃官如屣,方且愎而不悔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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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更生即西汉人刘向,著名学者,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元帝时,因数次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此处借指同为宗室的宝廷。“少农罢政,庶子掌台”,指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被张佩纶连上三折弹劾,被开缺去职,回籍养亲。同月十一日,张佩纶以右春坊右庶子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与丹公不即柄用”,指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和光绪八年初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后尚未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光绪前期,清廷中枢由恭亲王奕䜣主持。日常工作,由文祥负责。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后,两位汉族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承担主要责任。一般认为,沈桂芬本籍江苏吴江,代表南派,李鸿藻籍贯直隶高阳,代表北派。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军机处,并引入同属南派的户部左侍郎王文韶担任军机大臣,互为奥援。六年正月,李鸿藻服阕,重返军机处,以沈桂芬推荐崇厚出使俄国,却在收回伊犁交涉中,划失中国大量利益为契机,组织清议强烈抨击。光绪六年底,沈桂芬去世,李鸿藻在决策中枢的势力大增。用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就是:“政府周公,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11]与他联系紧密的“清流”健将们,一方面更多更猛地参政议政,抨击昏庸腐败大臣,另一方面,李鸿藻也在进行复杂的人事调整布局,包括外派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由张佩纶弹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董恂昏庸,将已经退休十余年,隐居山西中条山讲学的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招入北京,出任户部尚书。张佩纶还弹劾吏部尚书万青藜不孚众望,改由李鸿藻取而代之,控制住官员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的管理权。李鸿章四月因母亲去世丁忧,六月,以朝鲜壬午事变爆发,予以夺情复出以示笼络。当年五六月,宝廷、陈宝琛分别被派任福建、江西乡试正考官,陈宝琛八月还改任江西学政,这些,对这些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书生型官员,也都是一种经验的历练和丰谀的肥缺。一切正按计划进行,王文韶也逐出了军机处,却忽然传来宝廷的丑闻,陈宝琛顿觉亲痛仇快,“愤懑欲死”,他希望张之洞能为大局发声,如同他俩当年在“庚辰午门案”中的上奏,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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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给陈宝琛的回信我们没有看到过,但我想一定是会有的,将来也许还会被发掘出来。从后续的实际操作来看,张之洞、张佩纶,包括陈宝琛自己,也都没有采取进一步动作。确实,标榜清直正派的士大夫,忽然也来闹绯闻,岂不让所有的朋友都毫无颜面吗?所以,最后“清流”健将们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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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十一年,1890年,宝廷去世,陈宝琛写《哭竹坡》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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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先醒弃我归,乍闻除夕泪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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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寒并少青蝇吊,渴葬悬知大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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