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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廷的绯闻曝光后,时任江西学政、远在江西袁州的另一位清流密友陈宝琛十分震惊,二月十二日,他给山西巡抚张之洞写信,希望张能出言上奏,争取为宝廷缓颊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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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半年,时局略异,少农罢政,庶子掌台,举错如斯,方惜公与丹公不即柄用,更生乃忽自污,以快谗慝,令人愤懑欲死。谴责固所应得,然其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既不蒙曲宥,若久于废弃,恐亦难餍人心。侍与之同年,踪迹又密,欲论其事,则涉阿好党护之嫌,望微言轻,亦恐难回天听。阅钞后,彷徨数昼夜矣,公能为大局一言乎?在渠疏野之性,弃官如屣,方且愎而不悔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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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更生即西汉人刘向,著名学者,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元帝时,因数次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此处借指同为宗室的宝廷。“少农罢政,庶子掌台”,指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被张佩纶连上三折弹劾,被开缺去职,回籍养亲。同月十一日,张佩纶以右春坊右庶子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与丹公不即柄用”,指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和光绪八年初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后尚未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光绪前期,清廷中枢由恭亲王奕䜣主持。日常工作,由文祥负责。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后,两位汉族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承担主要责任。一般认为,沈桂芬本籍江苏吴江,代表南派,李鸿藻籍贯直隶高阳,代表北派。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军机处,并引入同属南派的户部左侍郎王文韶担任军机大臣,互为奥援。六年正月,李鸿藻服阕,重返军机处,以沈桂芬推荐崇厚出使俄国,却在收回伊犁交涉中,划失中国大量利益为契机,组织清议强烈抨击。光绪六年底,沈桂芬去世,李鸿藻在决策中枢的势力大增。用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就是:“政府周公,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11]与他联系紧密的“清流”健将们,一方面更多更猛地参政议政,抨击昏庸腐败大臣,另一方面,李鸿藻也在进行复杂的人事调整布局,包括外派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由张佩纶弹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董恂昏庸,将已经退休十余年,隐居山西中条山讲学的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招入北京,出任户部尚书。张佩纶还弹劾吏部尚书万青藜不孚众望,改由李鸿藻取而代之,控制住官员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的管理权。李鸿章四月因母亲去世丁忧,六月,以朝鲜壬午事变爆发,予以夺情复出以示笼络。当年五六月,宝廷、陈宝琛分别被派任福建、江西乡试正考官,陈宝琛八月还改任江西学政,这些,对这些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书生型官员,也都是一种经验的历练和丰谀的肥缺。一切正按计划进行,王文韶也逐出了军机处,却忽然传来宝廷的丑闻,陈宝琛顿觉亲痛仇快,“愤懑欲死”,他希望张之洞能为大局发声,如同他俩当年在“庚辰午门案”中的上奏,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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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给陈宝琛的回信我们没有看到过,但我想一定是会有的,将来也许还会被发掘出来。从后续的实际操作来看,张之洞、张佩纶,包括陈宝琛自己,也都没有采取进一步动作。确实,标榜清直正派的士大夫,忽然也来闹绯闻,岂不让所有的朋友都毫无颜面吗?所以,最后“清流”健将们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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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十一年,1890年,宝廷去世,陈宝琛写《哭竹坡》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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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先醒弃我归,乍闻除夕泪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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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寒并少青蝇吊,渴葬悬知大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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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诀言遗稿在,一秋失悔报书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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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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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宝廷很早就看出来清流必将衰亡的宿命,携美女退出政坛,不仅不算错误,竟是勘破天机。诗中“黎涡”即酒窝,典出南宋名臣胡铨携黎倩从贬地海南崖州北归途中所写诗句:“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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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宝廷纳船娘为妾极为不满的张佩纶,后来在《故礼部侍郎宗室竹坡前辈挽词》中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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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车私买婢,少戆莫交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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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里聊污韨,南山遂拂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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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几能脱祸,晚节自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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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忠谋固,桑中罪亦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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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张佩纶写这些诗的时候,清流党已经大败。这些悼念亡友的诗,其实是在感慨故人自我放逐的同时,结合各自命运曲折而发出的喟叹。但到更后来,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竹坡当日以直谏名天下,厥后朝局变,亟以纳江山船妓案自污,遂弃官入山。”[14]一桩不上台面的绯闻,被野史作者看成是深思熟虑后设计的保全自身的政治策略,显然就有点不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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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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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廷是以自污的方式急流勇退吗?非也。我从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张佩纶未刊信函中发现,除了前引张佩纶数信之外,光绪九年正月十三日,张佩纶又有致李鸿藻的信,作为重要旁证,可以帮助后人揭破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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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过竹公,然而不见。其世兄云,微有悔意,谓负圣母、负公又负二三同人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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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宝廷不争气,最痛心的,当然是清流自身。弄清真相,也是他们的迫切需要。此信透露,宝廷回京后拒见上门探访的张佩纶,却对儿子流露出几丝后悔,说是对不起慈禧太后、李鸿藻和二三同人。宝廷纳妾,其实就是他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的名士做派。宝廷曾作《题焦山文文山墨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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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歌正气,千秋仰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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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其未相时,颇不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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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知多情人,乃能有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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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留名山,墨渖永不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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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说文天祥虽然以正气歌千古不朽,但早年私生活也很浪漫多姿。所谓“始知多情人,乃能有热血”,恰是他自己名士心态的真实写照。据说宝廷还作《江山船曲》,有“已将多士收珊纲,何惜中途下玉台?”“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之诗句,[17]被引用更广的是“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蛾眉不爱官”,[18]流露出宝廷的率真随性,显然未必有更加深刻的谋划。当年,狎妓纳妾是官场的普遍风气,但狎妓又为道德纲常所不许。有学者曾分析说,狎妓的吸引力,也许正在于“不许”。因为“例所不许”,狎妓才会遇到一些周折和意外,这也是狎妓的魅力所在。至于狎妓之后,是否可以化解后遗症,则要看个人官场人脉背景和朝廷政策宽松尺度的掌握。同一件事,有的人干了没事,有的人干了顶多是小节有亏,有的人干了则丢乌纱帽。什么原因?官场机缘加个人运气而已。宝廷被人目为“清流”中的“四谏”之一,一直以清议风骨自许,常常瞄准贪官和庸官撰写弹章,下笔也狠,得罪了不少有头有脸的“粗才俗吏”。报复的目光随时都在搜索证据,此时纳妓为妾,正是授人以柄。作为道德良心的“清流”,恰恰在道德良心上出了问题,轰动效应是可以期待的,革职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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