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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府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两江总督刘湖广总督李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吴 安徽巡抚裕 江西巡抚李 浙江巡抚谭 山东巡抚周 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湖南巡抚涂 湖北巡抚彭 湖南巡抚李 传谕护理江苏巡抚布政司谭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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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其江苏等省咨送之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将此谕知顺天府并由五百里谕令李鸿章、刘坤一、李瀚章、吴元炳、裕禄、李文敏、谭钟麟、周恒祺、曾国荃、涂宗瀛、彭祖贤、李明墀传谕谭钧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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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谕中提及江苏咨送之人请乘轮船来京等内容，明显可以看到张之洞密信的痕迹，证明李鸿藻按此建言，在军机大臣中进行了沟通，也反映出慈禧太后对太医的治疗产生厌倦，愿意听取民间医生的看法。于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荐的山东候补道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推荐的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推荐的江苏武进县孟河镇地方职员马文植、江西巡抚李文敏推荐的江西县丞赵天向、浙江巡抚谭钟麟推荐的浙江鹾尹薛宝田、浙江淳安县教谕仲学辂、湖南巡抚李明墀推荐的新宁知县连自华、湖北巡抚彭祖贤推荐的湖北盐法道程春藻等八位医生相继来到了北京。此外，丁忧在籍的前湖北巡抚潘霨也被举荐诊视，但他到京后就称病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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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辰，字振美，号抚屏，江苏无锡人，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清末外交官薛福成之长兄。幼年聪慧过人，7岁能试作文章。年稍长，博览经史。道光三十年考取秀才，咸丰五年（1855）参加顺天乡试，中第二名举人。后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咸丰八年，因父病故，扶柩归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克无锡，他去李鸿章幕府供职。后提任为候补知府，到山东补用。时黄河缺口，泛滥成灾，山东巡抚丁宝桢知其对水利素有研究，请他去助治。他亲驻侯家林，综理全局，组织民工，经过45天的日夜抢险，堵塞各处缺口，节省帑银一百数十万两。因治河有功，调任候补道员，补山东济东泰武临道。翁同龢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日记载：“薛君福辰来。此人薛晓帆之子，能古文，通医，十年前工部司员也。今为济东道，其政事未可知，独于洋务言之甚悉，以为中国无事坐失厘金每年千万，是大失计，又言破洋人惟有陆战，陆战之法，曰散阵、行阵、小阵，其守法则用滇黔地营，必可操六七成胜算也。”[7]薛福辰自习医书，历时五六载，竟精通诸家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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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守正，字子常，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道年间著名藏书家汪远孙（小米）之侄。生于道光九年（1829）。祖籍安徽，由附贡生报捐知县，指分河南补用，同治十年补授山西虞乡知县，十二年调平遥知县。光绪三、四年，华北大旱，三晋赤地千里，汪守正因赈灾有名，为曾国荃所赏识，自后“晋省凡有大灾及一切兴作救灾之事，靡不借重”，以致“山西之民，士农工商，靡不知之”。光绪五年调补阳曲知县。在史书记载中，常有夸奖汪守正为能吏的，但李慈铭在日记中，则屡称汪“倨而滑”，为“巧滑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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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植，名培之，以字行，清代江苏武进孟河人，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祖父马省三，本姓蒋，学医于马氏，就从师姓，以医闻名于当时。马文植少时攻诸生，就学习家传医学。随其祖父治病，达十六年之久，尽得其学，后又旁收王九峰、费伯雄之学术经验，融会贯通，成为马家造诣最深、操技最精、影响最大的一代医家。世人称其“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在张之洞给李鸿藻的密信中，就推荐了他，并写成“马佩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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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向，字德舆，安徽太平县仙源人。历任江西高安、安仁等县县丞、布政司经历、按察司司狱、南昌府经历，精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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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田，字心农，江苏如皋丁堰镇人，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他的曾祖父薛梅苑，是清初名医，乾隆年间，他以八十多岁高龄驰赴易州，治愈了乾隆帝十额附的病。父亲薛银槎也是国手。出生在这样一个岐黄世家的薛宝田，自然“能世其家，于岐黄诸书，无不得其奥秘”。道光年间，他以明经身份任上元县教谕，46岁时改任鹾尹（盐场小吏），分发浙江候补。在浙江期间，由于上层人物知道他精于医术，都请他治病，由此医名大著，求他医治的人“踵相接”。据称名满杭州，大府寅寮咸器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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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学辂，字昴庭，浙江钱塘长命乡仲家村人。少年时研习经史，兼修医学。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后授宁波教谕。在公务之余，仲学辂为人诊疗疾病，多有疗效，因而颇有医名。生平博览群书，好宋代“二程”（程颐、程颢）之学；尤精医，善用古方，稀用峻药，常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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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自华，字书樵，浙江钱塘人，名医连宝善子。以优贡生官湖南知县，累官武冈知州，为官多惠政。得家传，亦精于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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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春藻，字丽芬，时任湖北盐道。早在光绪元年六月，李鸿章母亲感染暑疾，“颇剧”，即由程春藻“妙剂回春”。[9]年底，李鸿章致福建巡抚丁日昌函中提及“家慈服程丽芬补剂，大效，业经复原”。[10]在另一信中又谓老母“近服程丽芬丸方，咳痰不作，据丽芬来信，可冀断根，实深庆幸”。[11]二年春，他向两江总督沈葆桢推荐，“尊患咳逆，宜请湖北候补道程丽芬诊治，必可全愈”。[12]不久，沈葆桢复函李鸿章，告知“丽芬到此，曾乞一诊，明说疾不可为，真良医也”。[13]后来，沈葆桢在致友人的函中几次提道：“程丽芬名春藻，浙人，天分甚高，方颇奇险”。[14]“丽芬观察天分极高，血性男子，弟与之向未一面，竟承其枉道来视两次，心极感之。”[15]显然，他在官场中也是成名已久的医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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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名单还可以看到，当年被公认医术高明的大夫，其实多是有学识的官员，并非专业的悬壶郎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最高境界上是一种哲学，同入仕做官的读书人倒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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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衷一是的治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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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因商议中俄交涉，入京觐见时，慈禧扶病坐御座，并未垂帘，所以他得以看到其病中容颜。刘坤一记录道：“仰瞻圣容，极为瘦黑。蒙谕：时事艰难，今上年幼，全在内外大臣多尽心力，至再至三。坤一跪聆之余，目光所及，两宫似有以手弹泪情状。虽经各省保送知医之人，未卜果否应手而愈。但愿俄事速了，则圣躬当可望徐瘳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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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召看病的医生，薛福辰最早到京，六月廿四日请脉。汪守正第二个到达，六月三十日请脉。他们和太医李德立、庄守和、李德昌组成一个团队，每天集体为慈禧太后看病。赵天向是第三个到京的。尔后，马文植七月廿日抵京，廿五日首次入宫诊断，比薛福辰整整晚了一个月。其余的医生则在八月份陆续抵达，加入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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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多了，七嘴八舌，各有主见。慈禧太后将医生们分开，每天只宣三四个医生上班，集体会诊，次日又换一拨。薛宝田后来记载：内务府大臣师曾“传懿旨，各省医生俱已到齐，人多，分班听传，并不因医道各有优劣稍示区别。传者进宫，不传者在内务府侍候。”[17]这样的结果，是每天医生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某日开出三方：“一薛、汪，仍温补；一马，甘润；一太医，苦寒。”[18]慈禧太后咽喉（颃嗓）痰中时有血沫，她询问原因，医生们各自发表不同看法，太后要他们写出文字意见。这天翁同龢日记说：“发下太医李德立、道员薛福辰、知县汪守正、医生马文植三论，交王大臣等看。李等专言此颃嗓黏涎症已经数年，一时难脱体。辛热似不宜用。薛、汪言肺气结，时受秽气致然（皆未立方）。马则主疡科中一则立论，药不用苦寒而用甘凉，亦无成说确见也。”内臣询问翁同龢意见如何，翁对以不谙药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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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朝廷因钦差出使大臣崇厚擅签《中俄伊犁条约》，受到清流的严厉抨击，李鸿藻、张之洞等一干人力主杀崇厚、废《条约》。俄国恫吓说，中国如果杀使臣，废条约，他们就派军舰来华开战。左宗棠主战，而办理洋务的李鸿章，则讥讽“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20]“兰枢（李鸿藻）于洋务懵未有知，……领袖清流，顾为借城背一之举，朝局水火已成。”[21]还说“与不知兵者谈兵，无怪是非颠倒耳”，“持国计者平日不于此等着力，而空言浪战，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22]主张用外交手段予以折冲。朝中讨论，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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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将这种争论和慈禧太后看病相类比，他私下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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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朝中甚为惊恐，而主和主战仍无定局，可叹也。李相（鸿章）处无音问至，不知海防如何？群医集阙下，亦复议论不一，薛直隶荐汪山西荐，主温补，太医用凉剂，江南马医主滋补。此数人之治病，正如时贤之治国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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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争论，如此各自表述，如何能够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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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与李鸿章曾就哪个医生的医术更高明更靠谱展开过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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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四月初七日（1881年5月4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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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宫（慈禧太后）近日圣体见愈否？闻以骨蒸易方，不知奏效否？丽芬（程春藻）有言，此疾不宜凉剂，应属尚医加意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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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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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以退热为要义，暂加甘凉，尚自无碍。究其热可减而不可退，医者已时消息，亦尽人事而已。丽芬所言，岂宜泥视。汪令（守正）更懵无知觉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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