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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中之千回百折,惟伯相得知其详,而求其不必告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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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李德立,是太医院署右院判(代理副院长),亦是太医院多年的御医,曾在同治末年皇帝的天花医治案中参与治疗和抢救。从民间召集医生,明显是慈禧太后对李德立们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要显示自己的技术实力,有时不惜孤注一掷,这次诊疗医方,就碰了大钉子。更奇妙的是,在为慈禧太后治病的过程中,李德立本人忽然死了,改换佟文斌参加医治。[36]李德立的死,也是了无声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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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参和庚辰午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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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病中,政事均由慈安一人临朝处置。早前,同治十年(1871),沙俄借阿古柏侵略新疆而出现的边疆危机,出兵侵占中国伊犁地区,并由此向周边渗透。左宗棠入疆击败阿古柏后,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俄国谈判收回伊犁。次年,崇厚在俄方胁迫下,擅签《中俄伊犁条约》,划失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并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增开俄中之间新的商路,开放松花江,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增设领事。消息传来,国内清议大哗,纷纷谴责崇厚丧权辱国。朝廷也认为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将崇厚革职交刑部治罪,定为监斩候,秋后处决;改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改约。同时左宗棠亦准备出嘉峪关,向伊犁挺进。曾纪泽到达莫斯科后与俄国展开积极的斡旋,俄国同意重开谈判,但要求中国赦免崇厚死罪。在此情况下,七月初七日(8月12日),病中的慈禧太后应枢臣要求,以事机急迫,请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共同临朝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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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记录本日医生对慈禧身体状况的描述:诸症减轻,惟腰热咽干,颃嗓仍津汁,痰中带血丝。枢臣在现场看到,慈禧“玉色甚清癯,眼圈发青,气极弱也”。但她的拍板却是明快的:“崇厚罪名原有俟曾纪泽到俄后再议之意,今俄既接待我使,并云条约尚可改,则崇厚杀不杀亦甚不要紧。不杀,伊能逃往何处?着即宽释。”[37]这样就为中俄进一步谈判创造了气氛。这些第一手的记载,栩栩如生详绘出病中慈禧的形象,也显示出她在重大事件决策时的见解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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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中,还有个重要而有趣的细节必须提及。光绪六年八月初十日(1880年9月14日),为马文植、汪守正、薛宝田值班,他们看到吉林将军进献人参二枝,“连根须长尺许,其色金黄,其纹多横,其质坚硬。尝其须,味微苦,渐回甘,噙之津液满口,须臾融化,真上品也”。次日,换薛福辰、仲学辂、马文植请脉时,决定给太后服吉林人参。十二日,又换薛宝田、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值班。薛宝田在记录他参与为太后诊病的《北行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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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用人参一钱,精神顿健。皇太后甚喜,云:“吉林人参颇有效,仍照用。”出,照原方进御。皇太后命内监擎出苹婆果八十枚,并传皇太后懿旨云:“系长春宫院内树上结的,因食之甘,特命分给众人。”乃各谢赏,携归。[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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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值班,马文植都参加了,他本来就是“滋补派”,显然是服用人参的主要决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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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疾病缠身的慈禧太后,因服用人参而“精神顿健”,这天,她派太监李三顺给其妹妹,醇亲王福晋赠送中秋食物,太监未按规定报告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与午门的护军发生冲突,李三顺遂以被殴和遗失食物向慈禧太后告状。慈禧大怒,一定要严厉惩办护军。这一事件,在晚清历史上颇为著名,称作“庚辰午门案”,最后因左庶子张之洞、右庶子陈宝琛连上二折,方才得以化解,但以往从未有人注意,疾病缠身的慈禧太后忽然亢奋和发飙,竟与她服用了上品野山人参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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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植进京之后,还遇到为慈禧太后“胞妹”治病一事。光绪六年八月十六日,马文植在日记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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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黎明进内,仲昴亭(仲学辂)、薛抚屏(薛福辰)、赵德舆(赵天向)请脉,公议立方,去益智仁,加霍石斛一味进呈。赐饭毕,太后旨下,命马文植至宝公府为福晋诊脉。福晋为慈禧皇太后同胞姊妹,故又命佟医士及内务府司员翁同往,着李总管先行知道。遵旨退出,前往宝公府,门卫森严,规模壮丽,文植进诊,审是颠病,已十年卧床不起,但食生米,不省人事。诊毕,辞不可治。公爷坚命立方,因拟泻心汤加琥珀、龙齿、麦冬、竹茹。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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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马文植入宫为慈禧太后诊病时,面奏宝公爷福晋病情不可治。[39]收藏马文植《纪恩录》的高伯雨先生考证说:“这个宝公爷福晋,据马文植说是慈禧的胞姊妹,当然不会有错的,但不知是姊还是妹。我们只知道慈禧有一胞妹,嫁醇亲王为福晋,不曾听说又有一姊妹嫁宝公爷为‘福晋’。这个宝公爷是什么人,在清廷当什么差,据浅陋所知,都未见有文字记载。《清史稿》皇子世系表中,也没有宝亲王的封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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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直未搞清这个宝公爷福晋是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但却查到同时代官员记载此事的两条史料。一条是翁同龢在九月初六日日记中写道:“巴公夫人,慈禧太后之妹也,患风疾,马文植治之,然竟不起。”[41]另一条是张佩纶九月二十一日给张寿曾、张人骏的信中提及:“马培之医运不佳,宝公夫人景枢爱女及堂郎中亲厚者二人,一月内均不效而死,名稍损,眷亦衰,幸保之者多,尚未遣去。浙江、湖北、湖南、江西所荐则已先后遣归矣。”[42]这里,宝公、巴公名称上略有不同,马文植、翁同龢记录时间的日期也有不相对应之处,但是,马文植为慈禧太后之妹治病的事情却显然是有的,治死了皇亲国戚也没有问责治罪,慈禧对待来自各地的医生是宽厚的和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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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植却心中害怕,想尽早离去。十月初五日,他在朝房待诊时忽然晕跌在地,此后不断请假,太后派人前去探望,回报均说马文植委实病重,延至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太后准其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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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辰在北京待了一年光景,一方面以高超的医术为慈禧太后治病,另一方面,自己的妻儿老小却无法照顾。其间,全家曾染上时疫,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他的弟弟薛福祁私下抱怨说:“抚兄以回天妙手,而眷属却皆不见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而不能自理者,非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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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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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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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究竟得什么病,野史中有许多不堪的说法,有人说是小产。我用百度搜索“薛福辰”,页面上跳出的就是“薛福辰给慈禧太后打胎是真的吗?”这样的标题。慈禧是寡妇,怀孕当然衍生出偷情。我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但从《翁同龢日记》《王文韶日记》以及为慈禧太后治病的医生留下的日记和信件中,我读到许多关于病况及治疗的记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更是保存着完整的诊治档案。由于不同的医生在当年对病理就有不同的解释,加之我不懂医学,对慈禧的治病,我只是照录史料,希望学医的朋友参与研究和探究。直接的感受,应当同小产无关。在慈禧生病治病期间,清宫倒是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即慈安太后忽然薨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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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传说,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追根溯源,此说最早见于晚清遗老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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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后崩。时慈禧病甚剧,慈安固健康无恙。凶信出,百官皆以为西圣也。既而知为东后,乃大惊诧。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箧中取卷纸出,乃显庙(咸丰帝)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姐妹相处久,无间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十一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甚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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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是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去世的。这天以前所有史料,都仅有慈禧患病的记载。比如正月初七日,慈禧病势陡然沉重,昏晕半时。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写信告诉潘鼎新:“闻西圣病棘,恐一月内出事也。”[45]初九日又告诉张佩纶:太后“起居反复无常,脾胃太亏,恐非药饵所能起,可忧孰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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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八日,翁同龢日记记录慈禧“精神渐长,脉亦和缓,惟食多则杂倒饱,足趾微肿”。九日,翁同龢记录慈禧“溏泻而胸转舒”。[47]王文韶日记记录慈安太后身体欠安,撤销了两起预定的接见。但他并未感到异常。散直后,与军机、总署两处同人出德胜门,诣恭王园寓上祭,旋汇于善缘庵便饭。[48]十日,王文韶记录“东圣欠安未愈(外感触动痰饮旧疾),未叫起办事递奏片,韶入直后第一次也”。[49]十一日凌晨,王文韶得到报告,慈安太后病危,他立马赶到宫里。寅初,乾清门打开,较往日迟来半个钟头。太监说,慈安太后已于昨日戌刻去世。王文韶“回忆自入直至今三年有余,只昨日未能见面耳”。[50]一日未见,已是天人永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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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记录更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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