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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9]、[50] 《王文韶日记》,光绪七年三月初九、初十、十一日,下册,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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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翁同龢日记》,光绪七年三月十一日,第3册,第1554—1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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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清帝外纪·清后外传》,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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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孝贞后以微疾上宾》,载《清稗类钞》第8册,第3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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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七年三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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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6]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7册,第127—128页,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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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9] 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238、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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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清会典事例》,第11卷,第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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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清德宗实录》,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第55册,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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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清德宗实录》,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55册,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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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治人治病,中外一家李鸿章与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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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实事求是,推详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近世之漫无把握。关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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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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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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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上层官员中,荣禄是较早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士之一。1878年12月24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说:“访晤仲华,仲华腰疾,延洋人刀割,出血数盂,壮哉!”[1]这是一次由英国医生德贞(John Dudgeon)主刀的外科手术,在旧式人物中,敢于接受开刀,是需要很大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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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得风气之先的开化者曾纪泽,在1879年3月10日日记中说:“中华服气炼形、养生却病之书,汗牛马而充栋梁,殊少验者,余生平不喜观之,以为近于荒诞不经。”[2]此时,曾纪泽甫抵伦敦,担任中国第二任出使英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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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观念比较开通,所以他也很早就接受了西医。1879年夏间,他的姨太太莫氏患病,传统中医无法医治,改延英国伦敦会传教医生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和卫理公会驻北京的加拿大女医师赫尔德(Leonora Annetta Howard)等人治疗,得以痊愈。从此,李鸿章对西医笃信不移。他在给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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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间内子病危,赖男女三洋医治之立效,至今该医尚月贴数百金在津施治。……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西国机器兵法,固高出华人之上,即医术亦相悬甚矣,外科较内科尤为神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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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各种资料均说,马根济1879年3月从汉口教会转到天津,主持一家小型诊所。莫氏病愈后,李鸿章资助马根济在天津曾公祠西侧的大王庙开设了“施医养病院”,俗称“总督医院”。[4]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医学院校北洋医学馆。但我从保存有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公文档案的《北洋纪事》中发现,1881年11月16日,“施医处官医生”马根济给李鸿章的禀报中提道:“职……前蒙派司医务已将三载”,李鸿章的批示亦称:“据禀该生等经理施医三载,尚著成效”,[5]则马根济似乎在莫氏生病之前,已被北洋聘作官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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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5月16日,李鸿章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谈到马根济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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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奉手示。令兄黄病尚未脱体,至为系念。顷召向在敝署之西医马、伊二君面询,据称此病发于肝胆二经,疗治不易,拟明日午后两点钟派弁带同马、伊二洋医赴尊处诊视。洋人医药视中土较精,屡试有效。贤昆玉幸为采纳,若服其药水少愈,可面约马医间日往诊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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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信看出,马根济确实早就成为直隶总督衙门的保健医生,信中“马、伊二君”之“伊”者,为另一位英国医生伊尔文(J.O’Malley Irwin)。李鸿章认定“洋人医药视中土较精,屡试有效”,也是坚定不移的。他曾说,上古圣人禀冲和之德,通天人之奥,撰用本草,制为经方,其治疾万投万中,如饮上池。后世视医学为小数,无专官校录。其一二明达之士,颇能述灵素之绪,阐长沙之微,然于缪刺之法,禁咒之秘,以及经脉、络脉、气府、骨空、人迎、气口、趺阳之丛赜,未能罗缕指掌,故所著撰非不伟然雄观,然如盲人之索涂摘埴,仅凭虚以构象,非实测而得真。近世庸医益无论已。“西人医学有专管,有学堂,又多世业专家,藏真府俞悉由目验,虽汤液醪醴未能纯全,然其药水药粉实不尽以金石熬炼,即如鸡纳霜一味,即是草木提化而成。”李鸿章还说,“俞跗治病,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此法久失,今西人颇得其传,焉知彼方医术非与畴人布算皆自中土流传至海外欤?”[8]这是他对中西医的基本看法,从今天看来,这种表述并不准确,但在当年,却是惊世骇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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