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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牛蒸肉制成浆，小巧洋瓶取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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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多推妙品，功能补胃润枯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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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刘声木记载，李鸿章“晚年颐养之品，只日服牛肉汁、蒲（葡）萄酒二项，然皆经西医考验，为泰西某某名厂所制成，终身服之，从不更易。牛肉汁须以温水冲服，热则无效，蒲萄酒于每饭后服一小杯，以助消化。”[28]依据我的常识，尚不能确定牛肉精是否真是19世纪欧洲人流行的“养老扶衰之品”，但在李鸿章及与其交往密切的官员中受到信赖，则是事实。李鸿章在制定自己的养生方案时，还是倾向西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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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鸿章晚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在京居住时，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曾随侍一年。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午间饭量甚佳，饭后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然后在廊下散步，往复数十次。一个家人伺候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进铁酒一盅。这种习惯，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日变更。[29]这里所讲的“铁酒”，是宋代医书《圣济总录》中刊录的治疗耳聋的药酒吗？那么“铁水”呢？现在都难以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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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醇亲王病情趋于恶化。除了太医以外，还延请民间医生凌绂曾、张新之入都会诊。李鸿章闻讯后，征询天津西医的意见，认为“参酌脉案，似由血虚所致，能否令太医略加补血之品，或更见功”[30]。他还直接推荐洋医，说：“查英医伊尔文在敝署诊治年久，应手奏效。与言胃口不开，大便秘结之症，渠愿亲往看视缘由，不用峻剂，必能设法调和，”“此则较中医实有把握。”[31]但请洋医进王府太过敏感，北京方面回电报说：“王爷谕候福绥，并道谢。洋医入府向无成案，恐启惊疑，俟拟张医能否来京查复，再酌洋医行止。”[32]在对醇王的最后抢救中，最终没有西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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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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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亡西安。李鸿章奉旨，从广州两广总督任上北上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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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十一个月的艰难谈判，9月7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百分之四的年息，三十九年内付清。中国与各国重新恢复和平状态。其后，李鸿章继续与俄国官员谈判俄军从东三省撤军的各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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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李鸿章“微觉不适”，7日“痰多神疲，不思饮食，午后惟热”。盛宣怀似有不祥预感，致电南京的李鸿章公子李经述，让他进京探视。[33]老人痰多咳不出，盛还建议将龙涎香打在鸦片烟中吸之，称这个偏方他本人“屡试不上瘾”。[34]10月31日，李鸿章大解不出，吐血半大碗，中有血块。所请的德国医生说是胃血，必须静养，不准吃肉面等难化食物。午餐吃少量参汤、鸡汤、牛奶、藕粉后，神志清爽，但觉头眩、口渴、心嘈。[35]此后，由华医屈求秋和美国满医生、德国费医生会同调治。“洋医配顺气安胃药水，间四钟服一次”[36]，医生说：胃部小血管破，非静卧数礼拜不能复合。[37]通过治疗，病况有所控制，西医强调病人要静养，力戒起坐。李鸿章因庆亲王离京前往行在汇报情况，不得以仍要强起视事。11月5日，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李经迈致电盛宣怀，请他向朝廷讲明病状，并予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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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谓若不静卧旬日，设有反复即难着手。中外以此老为孤注，亦宜加意护惜，留以有待。与公交最笃，公又隐执朝权，且来电示谓关系非浅，独不能密致枢府，使知病况实情乎？慈圣眷畀方隆，似虑都中无人，故不肯轻给假期。若局外有言，非静养不能复原者，当必蒙俞允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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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报表明，慈禧太后对李鸿章的真实病况尚不了解，也无人敢去说清。李鸿章在对俄谈判中压力山大，想要请病假却很困难。6日，李鸿章病势转危，神气恍惚，不能言语，西医中医均已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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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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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的领袖，他终生信服西医、推广西医。从这点上看，他也是中国人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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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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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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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翁同龢日记》，光绪四年十二月朔日，第3册，第1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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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纪泽日记》，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册，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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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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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李颖：《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简论》，《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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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洋务委员美国前署领事官毕德各施医处官医生马根济禀》，《北洋纪事》第十一本，《博文书院、北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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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据《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网站所载马根济传，称其1878年从汉口转往天津工作。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m/mackenzie-john-kennet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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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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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鸿章：《复总署章京候补员外郎袁爽秋》，光绪十三年□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4册，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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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直隶总督曾国藩等奏为查明天津教案滋事情形折》，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清末教案》，第1册，第8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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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内阁学士宋晋奏为天津教案似坐罪偏重百姓应饬曾国藩从实研讯折》，同治九年六月十四日，《清末教案》，第1册，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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