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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后闻潘伯寅尚书以酉刻卒，为之惊怛，走使问之，则凶仪已设矣。余与尚书交契三十余年，都门旧雨，无先之者。推襟送褒，冷热相关，比虽踪迹阔疏，至数年不相见，然彼此休戚，时通寤寐。尚书每见子培、弢夫，辄殷殷询余近状，乃里闬相望，邈若山河，至于病死，不相闻问，幽明遽隔，一见无期。不谓斯人，风流顿尽，追寻曩契，万绪纷然，孤灯荧荧，泫然欲绝。尚书生于道光庚寅十月，少余一岁。悲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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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奇特的是，李慈铭记录了王仁堪与冯煦对疫病的一段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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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可庄、梦花言，自今秋以来，米市胡同之南海馆中造一亭，巷中死丧相继。通政司参议胡隆洵、大理寺卿冯尔昌、礼部郎中周芳朴及尚书（潘祖荫）而四，皆比屋而居，百日之中，门皆白垩，此盖坊巷衰替凶气偶钟，若归咎区区一亭，不足信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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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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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光绪十六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它的病因，它的规模。只是因为若干知名官员的患病和去世，才在他们友朋的日记中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庶民百姓的情况呢，则没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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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奇怪的是，虽然在这次瘟疫中不少人相继死亡，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恐慌，朝廷的政事处理，官员间的拜访、朋友间的酬酢，乃至婚嫁喜事，一如其旧地进行着。光绪皇帝三次去大高殿祈雪，经过与上天的反复“沟通”，空中也就淅淅沥沥地飘洒下雪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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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从光绪十五年底起，一场起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流感，到次年3月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传向世界上许多地方。流感中，至少25万欧洲人死去，全球的死亡数字据说高达100万人。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流感按它的发源地命名。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可能是一种甲型病毒（H2N2）。北京的“冬瘟”与“俄罗斯大流感”有什么联系？似乎从未引起医史专家的关注，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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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岁在庚寅，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平淡的年份，但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河南巡抚倪文蔚、前山西巡抚卫荣光、前闽浙总督李鹤年等晚清重臣，均在这年作古。到了岁尾，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谢世，那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醇王身体一直不好，早已不理政事，但翁同龢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去探望他时，除了太医，还看到了潘祖荫病危时也在现场的凌绂曾。脉案说，醇王“神识有时不清、谵语，小便频数，痰咯不出，手足痺痿，药用补气清痰”[32]。凌绂曾是本年九月奉电旨入京，参与抢救醇王的，此时他的到场，与醇王临终前感染了时疫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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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王死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189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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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北京的英国人赫德说：“大部分人都不舒服，今冬气候险恶，目前我有幸身体颇佳。”[33]他评价这场瘟疫后果时写道：“七爷（醇亲王奕譞）的逝世和老人员的消失，使朝廷今后能放手发展新的局面。未来的世纪中国将是令人感兴趣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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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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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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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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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2013年3月17日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后，宗亮先生在4月7日发表《光绪十六年冬季传染病补说》，依据《那桐日记》，介绍时任户部主事的那桐和他母亲，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感染时疫。十六日，那桐突患急病：“感冒甚重，头痛、身冷、咳嗽、流涕，终夜不眠。”这些症状，与潘祖荫、李慈铭等人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晚，他延医长沈生诊视并服药一帖，到第二天，病情并未好转：“身冷、咳嗽较甚，仍服沈生之药，未敢出门。”十八日，他请赵理臣诊视。结果次日“病未愈，口渴益甚”，又请医士李少轩来，李开出的药方是“柴胡汤加减”。服药之后，“夜大作渴，病甚”。二十日，他不得已又请来陆竹君，陆的办法是“投以凉剂”，数天之后，那桐的病情有所缓解。到了二十四日，病情更见好转。这天，给李慈铭看过病的吏部主事汪文枢来诊，服药后那桐“病益好”，且“始得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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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病有没有可能只是偶然情况，与时疫无关？宗亮先生认为，他感染时疫的可能性更大，我也同意这个看法。在同一时期，那桐的母亲也病了，“母亲与余病同，尚未见好，万分焦灼”。二十三日，与那桐均服陆竹君药，先是“病见轻”，次日“大见好”。然后改服汪文枢药，至二十六日，母子大愈。经此一“疫”，那桐颇有“劫后余生”之叹，他在日记中感慨“幸甚幸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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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亮先生还找到“俄罗斯大流感”的报道。1890年第14期《万国公报》有一篇《大俄国：时疫甚盛》：“据十二月六日伦敦报，述及俄京疫气极盛，尽人皆病，得免者绝无仅有。记三四十年前曾有过一次，特无若此传染之广。”这可能是“大流感”在中国的最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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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第15期《万国公报》又有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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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疫气自俄而西，流行于欧洲各国。又由俄而东传染于日本、中华。环一地球，几无一国之境，一种之民，不触是气而成病者。计正月七日疫盛时，伦敦总书信局一万三千人中病者一千八百零六人，内分送电信之幼童一千九百人中，病者一百三十二人。又培明罕一城病者共五万人，可谓多矣。此后势渐轻减，盖如风在地，由渐吹来，亦由渐吹去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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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时人已注意到北京瘟疫与“俄罗斯大流感”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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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个细节。1891年，喜欢业余文创的英国青年医生柯南·道尔也患上横扫英伦的大流感，整整一周的病痛折磨，几乎使他撒手人寰。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后他突然感悟，他说：“我该剪断系船绳，破釜沉舟，投身创作。我记得当时一阵狂喜。然后拿起放在床罩上的手绢，抛向天花板。我应该让自己做主，不必再穿白大褂，看病人的脸色。我要过上自由的生活，一种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喜欢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的生活。”[37]从此，柯南·道尔关掉诊所，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写作。病前，他刚发表过《血字的研究》《四签名》，转为专业作家后，各色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源源而出。我们由此读到《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银色马》，读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大流感传染到英国后，竟促使柯南·道尔改变了人生轨迹，这也是读者未曾想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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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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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六日，第5册，第2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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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丁沽霜信》，载《申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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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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