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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唐国安，出洋肄业九年，曾费公款，刻值用人之际，按照奏定章程，本难听其自谋别业，姑念旗昌洋行在华承办军火事宜，需人翻译，暂借该生应用，俟旗昌原订期满，仍饬恪遵中国差遣，以付定章，不得违误。所请报效津贴医馆经费银二千两，姑准赏收，仰将缴还到银一千两解交支应局，专备医馆施药之用。明年十二月续缴银一千两，仍由该道届时收取解局具报。此外肄业各生，概不准托辞请假，援以为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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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称唐国安是借给旗昌作翻译的，事毕之后，还要归还中国政府差遣，这样的批复可说是符合原则，滴水不漏，亦算是近代史上第一例公派留学生脱离公职后，清政府宽大处理的案例。其实质，就是下不为例，不再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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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补正了唐国安回国后的第二段经历。至于他何时离开旗昌，是否去过开平煤矿，我尚未看到准确的档案材料。唐国安去世后，同月出版的《中华教育界》杂志刊登《前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唐介臣先生传》，介绍唐国安生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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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与留美同学联翩归国后，即奔走国事，席不暇暖。始为海上某校教员，继主讲梵王渡约翰书院，与现任驻德公使颜惠庆君同拥皋比，遂订交焉。先生又曾任寰球中国学生会会董，迨颜君辞《南方报》编辑事，先生乃继其任，赓续进行，至前数年停办而止。《南方报》为华英文字合璧之报纸，发行于沪渎，经澎湃之风潮而颇能著效于社会，先生不畏强御，以上海工部局之设施甚不利于华人，因直言正论指斥其法令之背谬，遂于工部局相龃龉，凡沪人士之对于外人敢作强项者，鲜不为虬髯碧眼之流所嫉视，故当濮兰德任工部局书记员时，几被逐出租界。顾先生绝不退缩，虽以热忱奋发之故致为外人所痛恨，而一片丹忱，仍无时不以忠爱同胞为念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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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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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就唐国安事给李鸿章的报告 李鸿章对唐国安身份事的批复 《南方报》既归泡影，先生乃于一千九百零七年入都，为外务部司员，兼任京奉铁路事，至一千九百零九年奉委为上海万国禁烟会中国代表。先生固演说家，擅雄辩，以故一临会场，议论风生，于西人提议之条件，尝多所折冲，盖先生当日在汇中旅馆（万国禁烟会以汇中旅馆为会所）之言论，实词严义正，慨当以慷，且与亚列斯多德所论演说要旨若合。……禁烟会闭幕后，未几先生乃任清华学校副监督，时正监督为现交通总长周自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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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传记，有关唐国安早期回国后的记叙显然有误。关于《南方报》（South China Journal，该报由原驻日本公使蔡均主办）英文编辑的经历，同事颜惠庆（1900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大约在1905年，《南方报》开始设一页英文版，我和唐国安同意担任编辑，我们的工作并不繁重，英文专版的内容仅包括有简短的社论，一些电讯稿和新闻报道。然而，它却引起了英文读者的关注，产生的影响远非始料所及。专页载文对很多中外交涉事件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例如，会审公廨审理沪宁铁路建造合同诉讼案时，中国谳员与外国陪审员发生了争执，《南方报》英文专页站在中国谳员一边，毅然支持他们的抗争。……《南方报》是国人自己用英文出版的报纸，也是国人运用这种新闻媒体捍卫中国人权益的最早尝试。虽然该报的存在时间很短，但是为后继者树立了楷模。”读者可从两种记录中进行对比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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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的回忆录还提到，次年他到北京参加了“考验游学毕业生”的会试，应试者都是从欧洲、美国和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主考官是唐绍仪，当年容闳所率赴美留学幼童之一，此时，他已是京师显宦。副考官包括有严复和詹天佑。后者系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工学院。”[11]颜惠庆在此次专为“海归”举办的会试中，获特设的翻译科进士。[12]按当时习惯做法论辈分，唐绍仪、詹天佑都成了颜惠庆的座师，就地位说，他们亦算高官了，然而此时，唐国安除了是颜的同事外，什么都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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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苦苦追寻唐国安回国后的其他史料，但难以如愿。11月30日，我参观上图举办的2013年度特展《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在墙上的一个展框中，居然找到有关唐国安生平经历的又一段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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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唐国安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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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保大人钧座，敬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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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承李京堂、王道将奉到宪台钧电示悉，蒙委卑职在总公司充当翻译等因，感恩植之，逾恒倍奋，惭之交集。本应即日到差，但以粤汉铁路帐目交代在即，必须一一清厘，管理处王道饬将经手核算等事妥为结束，乃到总公司供职。是以卑职遵照办理，一俟粤汉帐目告竣，即赴总公司翻译差使，合将感激下情及略缓到差情形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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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职国安谨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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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再禀者：合兴公司现将沪局薪水停止，惟翻译未完，洋册结束，全局帐目必须一一妥帖，以便将来交代，随时可以稽查，万不能稍涉草率，致滋丛脞，故刻下不便将各员司立即遣散，系属实在情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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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附有一个宝贵的实寄信封，落款是“上海粤汉铁路公司”，信封上标明寄信日期为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1905年9月15日）。按照这件史料，唐国安1905年真正供职之处，是在上海粤汉铁路公司。因美国人控制的合兴公司出现财务困难，关闭上海粤汉铁路公司（沪局），他转往盛宣怀掌控的铁路总公司任翻译。编辑《南方报》英文版，可能只是唐国安的一份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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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安致盛宣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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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安致盛宣怀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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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开创的留美幼童计划被提前终结后，清政府没有很好地发挥回国幼童的作用。国内的境遇与幼童在美国度过的青春岁月及对未来的理想反差极大。幼童的苦闷可以想见。他们中的多数，只能在逆境中坚守，用流逝的时光渐渐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有少数人回国后迅速采取行动，或返回美国重新学习，或设法自谋生路。天津医学馆第一批八名学生，坚持到毕业的，共有林联辉、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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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总是难料。当初坚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幼童，后来陆续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比如第三批幼童唐绍仪和第一批幼童梁敦彦，分别在1905年和1908年出任外务部右侍郎。第四批幼童梁诚，归国时还只是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Phillips Academy Andover，与唐国安曾经就读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齐名的另一所美国顶级名校）的中学生，也以驻美公使的身份，与美国政府交涉减少庚子赔款的赔付数，将美国政府退还的庚款兴办学堂和安排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同样，第四批幼童，梁诚的菲利普斯学校同学，天津医学馆首届学生林联辉，毕业后留馆执教，并成为李鸿章的贴身医官。1894年11月下旬，甲午战争前线作战正酣，盛宣怀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及“旧恙忽作，今日晚间发热，通宵不寐，咯痰红腻腥秽，肺家受伤愈甚”。李鸿章批语曰：“应召林联辉诊治，勿信华医补剂。”[14]可见医术很受信任。1895年3月，林联辉随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官衔是四品衔直隶候补同知[15]，他是李鸿章在马关议和谈判遇刺时的目击者和抢救者。而唐国安，本来的出走显示他头脑的“灵活”，但他1905年在粤汉铁路任职，尔后又离开，1907年再进外务部当翻译、当候补主事，都是低级别的职位，对于这位归国二十余年的老留学生而言，相当于重头来起，情何以堪？可以想见，他的职业生涯颇不顺利，需要昔日的同学来帮衬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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