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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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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迄今没有找到，只是顺着严复的牢骚猜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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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经历，他的公子严璩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称：“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1]这句话，后来被解释成“事实上他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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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档案中发现，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前期任职，职务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从没有担任过总教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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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璩又说严复于1890年由“直督李公（鸿章）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也不对。因为从1887—1893年，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一直是吕耀斗，严复任总办是1893年底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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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研究严复的论文连篇累牍，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吕耀斗的身世和命运。要说晋升缓慢，倒是这位老先生更加缓慢。只是绝大多数写过严复论文的作者，从来不知道吕耀斗其名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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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凭什么说严复的仕途被别人挤占了呢？这岂不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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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时下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弄的。不作前后左右的细致考证，抓住几条材料就匆匆行文，过多地带上了后人的主观意见，这是研究中常见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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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头上司吕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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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说说吕耀斗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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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斗，字庭芷，号定子，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道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30年11月6日）出生，道光丙午（1846）乡试中举人[3]，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考中进士，与俞樾、徐桐、王凯泰、许应骙、吴可读等人为同年，此时距严复出生还有四年，可见是出道甚早的科举才俊。翁同龢在同治五年（1866）的日记中，[4]称他为“吕定子前辈”。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状元，与庚戌科之间还夹着咸丰二年壬子恩科、咸丰三年癸丑科两场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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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茫茫，大多数的进士们，金榜题名，只不过在题名碑中刻下一个令后世陌生的名字。吕耀斗仕途的前半段也几乎默默无闻，当二十岁的他春风得意地点上翰林，满怀希望搬入京城去工作生活之后，却一路蹭蹬，直到同治九年（1870）底，才熬到功臣馆纂修的差事。他旋转即赴陕西，加入刘铭传铭军幕府。次年九月，刘铭传因病请假，离开军旅，吕耀斗需要重新寻找上岗机会。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在给他的信中谈道：“执事玉堂硕彦，资望已深，朴被东华，必可指日迁擢。”[5]同治十年底，又介绍他去山西巡抚鲍源深处做幕僚[6]，但吕耀斗没有接受。次年夏天，他回到翰林院，重新补上功臣馆纂修。至光绪元年（1875），吕耀斗轮到文渊阁校理的闲差。光绪三年夏，他听说陕西巡抚谭钟麟要上奏酌保驻陕铭军，便走李鸿章的后门，通过铭军统领刘盛休帮忙，将名字补入保奖名单，并在保举前先捐道员，从而争取由候选道保以分省补用的资格。此次保案，共有文职一百八十余员，武职三百八十余员，这么个庞大的保荐案中，本无吕耀斗的名字，好在他确实在铭军待过，通过李鸿章打招呼，居然就将名字顺利地添补进去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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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年底，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将吕耀斗和吴大澂一起调往军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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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斗志正行方，留心经世之学，臣虽未与谋面，得诸传说，窃重其人。……若发往臣军差遣，俾资历练，将来必可成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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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奉上谕：“翰林院编修吕耀斗、吴大澂，着各衙门饬令该员迅赴甘肃军营，交左宗棠差遣委用。”[9]此时，吕耀斗的本职，竟然还是编修，漫漫二十七年，全无进步。而吴大澂，是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中进士的后辈，他比吕耀斗进翰林院，足足要晚十八年。此时，吴大澂奉李鸿章奏调，与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一起，到山西办理赈务。左宗棠其实不认识吕耀斗，这次调人是谁向左推荐的，有待考证。左对吕、吴的考虑，是“备异时司道之选”[10]。吕耀斗不愿意去西北干活（吴也未去），他在等待谭钟麟的保案。次年，果然获得道员分省补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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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七月，李慈铭在给吕耀斗的信中恭维说：“执事在翰林日久，计其资格，已可超协局，跻侍从，想领袖清华，便蕃光宠，休声远闻，动履多福。”[11]六年，吕耀斗因浙江晋豫赈捐请奖，以道员指分直隶试用，按照当时通行的虚岁计算，已经五十一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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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黎兆棠出任船政大臣，他与李鸿章商量，调吕担任福建船政局提调，相当于船政大臣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和日常事务的主持者，李鸿章复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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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庭芷品端守洁，上年指分来直，适值停分展限之际，姑予局差以维系之。……念其日暮途穷，每为轸惜。旋闻有就闽幕之说，适接尊示，邀任船政提调，似足镇式浮嚣。虽船务机器素非熟习，而精细廉静，涉历稍久，当可为执事臂指之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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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途穷”四字，将吕耀斗当时处境，勾勒得十分传神。吕耀斗在过了天命之年后，转往办理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张佩纶曾批评吕“规避新疆，由翰林改捐道员”，“其人断难倚仗”，[13]显然，他当时还不知道各种运作的秘密，也不知道李鸿章与吕耀斗的关系，但凭着直觉，他认为吕耀斗不适合做福建船政的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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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左宗棠去江宁担任两江总督，吕耀斗给他写信。左宗棠考虑到海防建设会与福建船政发生业务联系，很客气地回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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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船局之设，不独地势合宜，其规画布置亦颇不苟，盖主持有沈文肃（葆桢），而提调局务有周受三（开锡），夏小涛（献伦）实左右之，故事靡不举。厥后则远隔西维，不复过问。闻其措置渐不如前，即原设局厂亦因经费支绌，遂议及裁撤，其它概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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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去闽已久，无从置喙，惟业屦关怀，不能不稍存顾惜之意，而南洋有兼顾之责，尤无旁诿。阁下既引此自任；必隐切手援。所有利弊情形，敬乞详为示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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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斗担任船政提调期间，还是专研了造船业务。当时厂中正研制第一艘2200吨巡洋舰“开济”，患病多日的黎兆棠在军舰下水的当日，请假回广东的老家就医，船政事务全部托付给了吕耀斗。吕耀斗督率员绅、工匠悉心讲求，尽力工作，历时四个多月，将工程完成大部，直至新任船政大臣张梦元到任。他依靠和指挥的技术骨干，正是严复的船政学堂及留学欧洲同学魏瀚、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人。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梦元、吕耀斗登上“开济”出洋试航，这是当时中国自制的最大吨位和最先进的军舰。当日逆风逆水，“开济”的航速达到16节。这段经历，对于一个翰林出身的老进士来说，是何等的不易。十二天后，张梦元补授广西布政使，所有福建船政事宜，再次委派吕耀斗代理。[15]光绪十年，经前内阁学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吕耀斗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吕耀斗进京交内阁验看[16]后，被李鸿章调回北洋。不久，接替吴仲翔，继任水师学堂总办。[17]这样，与严复在辈分上可为父子，在经历上南辕北辙的吕耀斗，成为严复的顶头上司。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李鸿章上奏《吕耀斗考语片》，称“试用道吕耀斗到省一年期满，例应甄别”。“吕耀斗由道光庚戌科翰林扬历中外，品学纯粹，资望已深，堪胜繁缺。”[18]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又奏：“试用道吕耀斗帮办海运事务，请加二品顶戴。”[19]似乎除了水师学堂，吕耀斗还有别的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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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不是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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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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