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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吕耀斗履历脱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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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为何不被李鸿章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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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说严复怀才不遇，其实是以严复为中心的一种设定。官场中，大多数人都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自己的机会被别人挤占了。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严复满意？让他来主持国政吗？让他来领导海军吗？让他的官职超过道员吗？这确实还要看他本人的能力和机遇。但谁又以吕耀斗为中心来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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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刚回国时，李鸿章对他期望很高，后来他们的关系没有更进一步深化，这个原因迄今无法解释。有人认为是他思想激进为李鸿章不喜所致，当年向李鸿章举荐严复的陈宝琛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8]严复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论从当时语境来研判，其实并不过分。也有人认为是他染有鸦片烟瘾，不可能有所作为。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严复曾在家信中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49]1915年，他的英文日记中仍记录有“Two pipes in the afternoon（午后吸烟两筒）”[50]。到了晚年，他在给熊育锡的信中说：“以老年之人，鸦片不可复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矣。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51]民国学者费行简先生当年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信，却也久闻这位英国“海归”的吃烟嗜好。他在《近现代名人小传》的严复传中写道：严复“为海军学生中前辈第一人，且湛深文学，冠其同侪。归国后，屡为船政及海军学堂教员。……然以嗜鸦片，弗便任军官”。又说：“其诗文皆清妙，不落恒谿。与人语，亦娓娓可听，或谓其害于鸦片，信然。”费行简还说，戊戌政变后，有人指严复为康党，赖荣禄、王文韶救，得免。“后应聘为大学教员，袁世凯虽重其学，而亦短其疏懒，弗能治事。”[52]当代学者汪荣祖先生也认为，“并不是李中堂敬他而远之，而是他自己的不争气也。”“他虽习海军，一度有雄心大志，奈平生为烟瘾所缠，难以解脱，虽欲做大事，实力不从心。将立功无成归罪于李鸿章，或腐败的满清政府，未必太便宜严复本人了。然而，反过来说，严复仕途失却也造就了他在翻译事业上的丰收。”[53]这是否也是对严复在北洋官场发展情况的又一种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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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阶段，是他思想和学术日臻成熟的时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职情况之后，进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状态和在北洋官场的处境，对于正确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发展轨迹具有积极意义。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发掘新鲜史料，开拓观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当时生存的环境中去考察，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不能仅凭孤立的几条材料，就串缀概念，过度发挥。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洋文正教习、会办、总办三个职务，近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还是严复自己布下的，使得史学界研究严复的学者都走了弯路。戊戌前后，严复因翻译西学名著享誉天下，以此推论他先前在水师学堂的表现，推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尤其需要谨慎。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期李严关系，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过硬的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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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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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当上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后，依然牢骚满腹。他在给四弟严传安的信中说：“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54]这段史料，被严复的研究者反复引用，但试问，如同前述吕耀斗一样，又有几人琢磨过洪翰香是谁呢？严复做老二，头上有个总办吕耀斗，他不愉快；李鸿章让严复做了老大，派洪翰香做会办，他依然不爽。问题是，后世的研究者，是否因为严复不愉快，就断定严复受到排挤了呢？你看到严复骂洪翰香，但是否想过，洪翰香为什么要骂“闽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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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不要偏执，不要狭隘，不要就事论事。治学要有更加宽广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不仅琢磨研究的对象，还要琢磨这个对象周围的伙伴、同事和交往的人群，甚至要琢磨他们之间的前世今生。比方说，要费点心思，考证出洪翰香的名字叫洪恩广，洪恩广的父亲叫洪汝奎。光绪十二年，在委派吕耀斗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之前，李鸿章首先考虑的总办人选，其实竟是洪汝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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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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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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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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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璩：《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载《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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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姜鸣：《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64—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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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来新夏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2册，第409—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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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第1册，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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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鸿章：《复翰林院吕耀斗》，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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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鸿章：《致翰林院吕耀斗》，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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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过程参见李鸿章：《复翰林院吕耀斗》，光绪三年七月十六日；《复统领铭军记名提台刘》，光绪三年七月十六日；《复统领铭军等营记名提台刘》，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致翰林院吕耀斗》，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00—10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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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宗棠：《奏调吕耀斗吴大澂来营片》，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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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上谕，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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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左宗棠：《答刘克庵》，光绪三年，《左宗棠全集》，第12卷，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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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慈铭：《与吕定子书》，《越缦堂诗文集》，中册，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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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鸿章：《复船政黎召民京卿》，光绪七年五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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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佩纶：《请开船政大臣黎兆棠差缺片》，光绪九年二月十三日，《涧于集·奏议》卷3，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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