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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刚回国时，李鸿章对他期望很高，后来他们的关系没有更进一步深化，这个原因迄今无法解释。有人认为是他思想激进为李鸿章不喜所致，当年向李鸿章举荐严复的陈宝琛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8]严复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论从当时语境来研判，其实并不过分。也有人认为是他染有鸦片烟瘾，不可能有所作为。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严复曾在家信中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49]1915年，他的英文日记中仍记录有“Two pipes in the afternoon（午后吸烟两筒）”[50]。到了晚年，他在给熊育锡的信中说：“以老年之人，鸦片不可复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矣。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51]民国学者费行简先生当年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信，却也久闻这位英国“海归”的吃烟嗜好。他在《近现代名人小传》的严复传中写道：严复“为海军学生中前辈第一人，且湛深文学，冠其同侪。归国后，屡为船政及海军学堂教员。……然以嗜鸦片，弗便任军官”。又说：“其诗文皆清妙，不落恒谿。与人语，亦娓娓可听，或谓其害于鸦片，信然。”费行简还说，戊戌政变后，有人指严复为康党，赖荣禄、王文韶救，得免。“后应聘为大学教员，袁世凯虽重其学，而亦短其疏懒，弗能治事。”[52]当代学者汪荣祖先生也认为，“并不是李中堂敬他而远之，而是他自己的不争气也。”“他虽习海军，一度有雄心大志，奈平生为烟瘾所缠，难以解脱，虽欲做大事，实力不从心。将立功无成归罪于李鸿章，或腐败的满清政府，未必太便宜严复本人了。然而，反过来说，严复仕途失却也造就了他在翻译事业上的丰收。”[53]这是否也是对严复在北洋官场发展情况的又一种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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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阶段，是他思想和学术日臻成熟的时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职情况之后，进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状态和在北洋官场的处境，对于正确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发展轨迹具有积极意义。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发掘新鲜史料，开拓观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当时生存的环境中去考察，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不能仅凭孤立的几条材料，就串缀概念，过度发挥。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洋文正教习、会办、总办三个职务，近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还是严复自己布下的，使得史学界研究严复的学者都走了弯路。戊戌前后，严复因翻译西学名著享誉天下，以此推论他先前在水师学堂的表现，推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尤其需要谨慎。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期李严关系，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过硬的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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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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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当上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后，依然牢骚满腹。他在给四弟严传安的信中说：“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54]这段史料，被严复的研究者反复引用，但试问，如同前述吕耀斗一样，又有几人琢磨过洪翰香是谁呢？严复做老二，头上有个总办吕耀斗，他不愉快；李鸿章让严复做了老大，派洪翰香做会办，他依然不爽。问题是，后世的研究者，是否因为严复不愉快，就断定严复受到排挤了呢？你看到严复骂洪翰香，但是否想过，洪翰香为什么要骂“闽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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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不要偏执，不要狭隘，不要就事论事。治学要有更加宽广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不仅琢磨研究的对象，还要琢磨这个对象周围的伙伴、同事和交往的人群，甚至要琢磨他们之间的前世今生。比方说，要费点心思，考证出洪翰香的名字叫洪恩广，洪恩广的父亲叫洪汝奎。光绪十二年，在委派吕耀斗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之前，李鸿章首先考虑的总办人选，其实竟是洪汝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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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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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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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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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璩：《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载《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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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姜鸣：《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64—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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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来新夏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2册，第409—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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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第1册，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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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鸿章：《复翰林院吕耀斗》，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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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鸿章：《致翰林院吕耀斗》，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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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过程参见李鸿章：《复翰林院吕耀斗》，光绪三年七月十六日；《复统领铭军记名提台刘》，光绪三年七月十六日；《复统领铭军等营记名提台刘》，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致翰林院吕耀斗》，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00—10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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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宗棠：《奏调吕耀斗吴大澂来营片》，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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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上谕，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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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左宗棠：《答刘克庵》，光绪三年，《左宗棠全集》，第12卷，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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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慈铭：《与吕定子书》，《越缦堂诗文集》，中册，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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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鸿章：《复船政黎召民京卿》，光绪七年五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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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佩纶：《请开船政大臣黎兆棠差缺片》，光绪九年二月十三日，《涧于集·奏议》卷3，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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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左宗棠：《答福建船政局吕庭芷观察》，光绪八年，《左宗棠全集》，第12卷，第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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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黎兆棠：《恭谢天恩报明回籍就医起程日期折》，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张梦元：《“开济”快船试洋，订期驶往南洋并厂工情形折》，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张梦元：《恭谢天恩遵旨即赴广西新任并报交卸船政起程日期折》，光绪九年十月初一日，《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第204、223、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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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吕耀斗奏折》，光绪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四辑，第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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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北洋纪事·水师学堂》中最早记录吕耀斗身份的文件，为《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水师学堂候选道吕耀斗禀北洋大臣李》。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海防用款立案折》中，称光绪十二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北洋海防经费项下立案新支各款内，有“派道员吕耀斗接办水师学堂，月支薪夫银一百三十两”。《李鸿章全集》，第12册，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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