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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到的前人尺牍，在形态上有两类，一类是以信函手稿保存下来的原生态的模样，也包括影印成画册的出版物；第二类是经过整理排印的书信集。过去许多官员、文人，往往选择一部分书信，放在自己的文集当中。对于历史学家来讲，这两种类型的差别不大。但是，当我们触摸到手稿原件，还是能感受到历史人物的气息。你会想到，这封信原来是曾国藩亲笔写的，那封信是李鸿章亲笔写的，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一个人血脉的跳动，感受到一种时代的穿越。当然，原稿还能核对校正排印本出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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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趣味存在于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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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历史研究是枯燥乏味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学家在与古人对话的时候，常常能够看到许多有趣的细节，可以穿越古今，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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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举几个小例子。这里有封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写给他的朋友庄祖基的短信，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特别快乐。他这封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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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患风瘅，心中烦闷，啼哭不止，顷告知曰，汝勿哭，我请庄老伯带芙蓉鸟、葵花鸟来与汝观看，乃得住声不哭。今日恳台从携鸟惠临，弟即奉陪往城北看衙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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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请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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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纪泽顿首 廿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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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中，你看到一个父亲如此关爱女儿。曾纪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最后做到总理衙门大臣。他女儿因为生荨麻疹，在家啼哭，他只能向朋友求助，这里保留了生活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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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王贵枕先生收藏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该书收录了张之洞致张佩纶的六十二封书信及两首诗稿，内容多为两人前往琉璃厂搜购古玩、书画、文献和交流鉴赏心得，反映了二张当年交往的频繁和亲密，有助于我们了解京官们在公事之余的日常活动状况，这封信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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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寒斋与再同（黄国瑾）共话，已设素馅馒头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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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邀请张佩纶来家聊天，请吃“素馅馒头”，也可看出京官生活的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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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我到华东师大参加茅海建教授的一个讲座，讲张之洞的节敬和礼物，茅海建提到当年士大夫逛琉璃厂，所收文物作假者甚多，今人千万不要以为大户人家流出的旧物即真品。我在张佩纶档案中找到一封张佩纶致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原信，可作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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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壶公游厂两年，所收皆赝本也。兹检出三卷一册，乃壶公去后所得。敬求鉴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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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说偕张之洞去逛了两年的琉璃厂，收的古书都是假的，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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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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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往日的岁月犹如一面洒落在沙滩上的破碎镜子，历史学家犹如赶海者，不用太费力便能捡到一些残片，这些残片在不同的光线下，都能发射出光彩，问题是：当这些镜片和石英砂混杂的时候，赶海者能够收到多少镜片，并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面镜子？我们看到一些史学论文，往往引用了五六条材料，就敢写一篇宏大的历史事件的论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结论是不靠谱的。要得到比较准确的结论，要靠广泛地收集史料。收集史料，包括研读历史人物的尺牍，这是必备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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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演讲，重点介绍张佩纶的尺牍，展现保存在张佩纶尺牍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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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河北丰润人。他少年得志，年纪很轻就考中进士，并且在北京官场上，发展得比较顺利。1883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1884年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在政治上属于“清流”，主要是追随军机大臣李鸿藻，但与此同时，他与洋务派的首领李鸿章关系密切。从1880年到1884年，他是北京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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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一生娶过三位太太，三个太太都很有来头。第一位老丈人叫朱学勤，这个朱学勤，从咸丰到同治年间，一直担任领班军机章京，相当于现在中央的秘书长，是一个非常接近核心圈的人物。他的第二任丈人边宝泉，曾经做过陕西巡抚。他的第三任丈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当然很多人更知道，张佩纶还有个非常有名的孙女叫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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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在以往历史著作中，常常被脸谱化，被说成是大言炎炎，却不能操作实务的书生，主要是指在中法马江之战爆发后，他作为清政府派去指挥福建海防的钦差大臣，竟狼狈而逃。这个说法经小说《孽海花》的流传放大，被相当一部分人当作是真实的情况，我看连张爱玲的记叙也是如此。其实，张佩纶在晚清官僚当中，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战略眼光的人，在甲申马江之战中的表现应当另作研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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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后人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所存张佩纶函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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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8日，张氏后人张恭庆、张恭慈兄弟将张佩纶之子张志潜、孙张子美多年保存及收集的张氏函牍无偿捐赠上海图书馆，为学术研究作贡献。上图入藏的这批张氏函牍，总数达一百册之多，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于式枚、王懿荣、边宝泉、奎斌的通信，以及与张氏家人、亲戚、子弟的家书，还有一批友朋致张佩纶的信札，和张家收藏的时人书信，初步统计，涉及39人，4780余封。信件保存完好，许多还精心装裱。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诸多方面，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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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函牍，尤其是张佩纶和李鸿章之间的往来书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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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是清末著名“清流”代表人物，由于他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使得张家能将李张之间的通信按照时间和往复顺序予以编排，精心裱装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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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鸿章和张佩纶分住在天津和北京，他们要交流信息，不得不直接在书信中商谈，这使得李张间的通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次张家捐赠的李张信函，起于光绪四年（1878）左右，直至八国联军侵华后李鸿章北上议和（1901）。李致张部分，计174封，经陈秉仁先生整理，2005年起，先披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文献》第九、第十辑，后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中，收录了173封，漏刊1封。另有1封，不知何故，仅刊录半封。这些信件中的多数，在吴汝纶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中多未刊载。张致李部分，数量更多些，231封，有部分曾在张佩纶的文集《涧于集》中发表，但删去了日期，致使无法与新刊布的李致张信件产生对应关系，这是一个遗憾。我们在近代，从未看到如此漫长且完整的上层政治家通信记录，这是极为罕见的珍贵史料。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与上海图书馆签约，张佩纶的书牍将全部影印出版，这将是学术界翘首以待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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