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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官员逢父母去世，必须辞职守制二十七个月。个别高级官员，若朝廷不同意开缺，可以“夺情”，安排其以“署理”方式继续工作。作为官员，以侍奉朝廷为先，作为子女，又必须孝敬父母。所以，无论朝廷如何慰留，官员本人必须苦辞。如果坚不出山，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尊敬。丁忧守制是官员职业生涯的暂时中断，涉及本人的官位和升迁节奏，以及经济收入。由于高层官员的变动，还会牵动全国重要职务的结构调整，手下亲信、幕僚的前程，所以相关各方，必然产生复杂的内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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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函告张佩纶其母去世消息。又函张佩纶：“顷奉二十四五日手书，娓娓数千言，所以为鄙人谋者，不啻其自谋。非相爱之深，何能肫切至此？”信中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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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恐琅玡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我躬不阅，遑恤其后，仍持初议，坚请婉谢，与尊恉正同。在京备访问一节，某老矣，不能再从诸大夫后俯仰淟涊，以自取咎辱。居乡久处固难，然葬事未毕，亦断不能出山。万不得已，似仍以丧葬毕后，察度时势，再行复奏为是。目前即求星使代为复命，承允拟稿寄交，祈速藻赐下，以便酌办，署督未必肯代陈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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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中，透露出张树声父子恐怕王文韶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要李同意署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表示将再次陈情守制，请张佩纶代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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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王文韶奉旨到天津慰问李鸿章，并传达慈禧太后旨意，要求李办完丧事后复出。具体方案，太后意见是悬粤督以待张树声回任，悬直督以待李鸿章服阕。李鸿章由此获知了最高当局对其居丧安排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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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旋即函告张佩纶，已请王文韶代奏陈情。这封代奏，采用张佩纶所拟文稿为底稿，称“如百日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畿疆亟须保卫，鸿章累叨殊遇，具有天良，何忍以居丧守礼为名，遂其偷生避难之计，定即遵旨赴津，筹办一切。若托圣主洪福，海波不扬，中外无事，届期如营葬需时，再行续求赏假，稍遂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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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佩纶代李鸿章所拟此稿，见李鸿章1882年5月27日致张佩纶函：“初五奉初三日手示，敬承挚念……咨文就大稿点窜涂改，事非得已，日内计已代奏，照抄奉览。”李鸿章坦言：“好在‘海上有警’、‘中外无事’等虚活之笔尚在，届时或尚有词可展。惟直、粤两席虚悬，朝廷与鄙人实皆放心不下耳。”李鸿章在进退问题上忸怩作态，其实内心并不想离任，他避开幕僚，与张佩纶倾心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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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张佩纶信中，还询问了他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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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青、琴生自春初屡请执事帮办海防，鄙人久在军中，阅历较多，踌躇未敢遽发，恐致它日进退两难。顷渠等又似怂恿振帅，颇为所动，又就鄙虑略陈一一，未知果行与否？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蔼青独谓尊处并无不愿，何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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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奎，字霭青，淮军将领张树声之子，是个能量很大的“官二代”。他很早就与“清流”周旋，被称作“清流靴子”。1879年张佩纶因母亲去世丁忧，就是他去向李鸿章牵线，安排张去天津帮忙。他自认在李鸿章和张佩纶两面都很吃得开，所以在李鸿章丁忧，张树声即将主持北洋事务之时，他积极展开活动，想拉张佩纶为其父亲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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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随即答复李鸿章，表示早已与李约定“从公练习”，不会转随张树声，张华奎“未免视署督太重，而视吾辈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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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甸逼近辇下，事事听命要津，何以自立。振（张树声）向荆公（王文韶）言，因言路汹汹，不得□□，微员塞责，此是何言，不值齿冷。恐此席难以久处。商务防务必须与地方联为一手，方能骨节通灵。近贵宗人检录湘北相公传，意欲呈览，留揆席相待，恐百日后并疆符一并奉还，亦未可定。企秘之，勿泄于乡人，展转达振公耳。……鄙初恐振公资望尚新，遇事太少担当，未尝不欲出而自任。然言路太觉无人，深虑无益于津，有损于内，是以密属寿丈（黄彭年）代辞。且微疑我公向日推诚，此事不应反由蔼青申意，故始终未一白之于公。嗣闻武昌之耗，知公必沥辞恩命，拟留孝侯以填淮部，起越石以助振公，实委曲维持，欲公忠孝两全，而商局淮军相安如故。其时，汝南致书宗人，忽有欲鄙出襄北防之说。幸鄙平日澹定，为人所信，否则于津事竟不能开口矣。既力向宗人陈其不可，复向霭青申誓，乃日内尤呶呶不已，岂非欲败乃公事乎？言之恨恨。我公于鄙人相爱至深，彼此无不吐露肝鬲，尤记辛巳四月舟中纵谈，公意颇以相属，鄙且不愿以无事随防，从公练习，而转愿为振公署纸尾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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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佩纶仔细盘算了李鸿章必将“夺情”复出，决心回绝张树声父子的第一封信，信中“贵宗人”指李鸿藻，“湘北相公”指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康熙三十二年，李天馥以母逝回籍，帝谓“天馥侍朕三十馀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此官不必补人”。此信透露李鸿藻打算仿效李天馥故事，留大学士（揆席）和直隶总督（疆符）以待李鸿章的计划，与李鸿章从王文韶处听来的太后意见是一致的。显然，这也是张佩纶最终决定追随李鸿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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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张佩纶又给李鸿章去信，解释他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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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青与佩纶初无深交，嗣见其人颇直爽，在贵游中不可多得，又以公处事宜时闻机密，亦遂与倾肝鬲。渠去年保定归来，述公言亲老多疾，欲以替人属振轩，以襄助属佩纶。时鄂事扰扰，佩纶于公不能无感恩知己之私，即答以如朝命相属，却亦难辞。……嗣蔼青得其尊人署督之信，复行商及，佩纶即峻词复绝，并累函拒之，誓以皦日，不料复以并无不愿之说，轻溷公听、渠致鄙书则以我公属其补荐为言，特将原书奉览，并将此次致蔼书奉览。……幸佩纶昨已有书详复，否则大谬矣。彼盖以平日倾心我公，纵论国事，断非无所为而为也。已再致书蔼青，止尼其事，并详陈颠末，以释公疑。总之以此为利耶？终南别有捷径；以此为事业耶？大海初不扬波，乡党自好者亦不为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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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的复信表明，他早已将不加盟张树声团队的意思，明确告知了张华奎。拉近二李关系是一码事，插足淮系内部派系是另一码事，张佩纶对分寸的把握是清楚的。正如他在给张华奎的信中所说：“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何况他已知道，北洋的主峰依然是李鸿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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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谋划李鸿章夺情复出对日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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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丁忧离津未久，7月23日，朝鲜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暴动群众冲入王宫，刺杀大臣，袭击日本公使馆，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被迎入王宫，掌握政权，王妃闵氏逃走，日本向朝鲜派出军队。这一事件，史称“壬午之变”。壬午之变为李鸿章夺情复出创造了条件，但他并未按照“清流”的策划，发起对日军事行动，从而与张佩纶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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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张佩纶连写两封密信，报告军机大臣李鸿藻，其中一份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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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丽构兵，译署已得探报十九日报，昨日吾师何尚未知？……以通商维持朝鲜，本合肥之议，在洋务家以为秘诀，而实则蹈越南之覆辙。此事本在意中，不知中朝何以处之，恐非酋胡可能了矣。平日不修战备，到此各证全出，沈文定（沈桂芬）可杀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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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信看，张佩纶对李鸿章“以通商维持朝鲜”的策略是不以为然的。同日，张又密函李鸿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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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水路究未训练，丁提督将略无闻。中外不战久矣，并非言战即得法，正须战而能胜耳。清卿一军已成劲旅，宜令分数营，出陆路，较有把握。南洋以蚊船数艘，奇兵欲出袭流求，似此虚张声势，可以和解作结也。日本非夙谋朝鲜，亦失礼，此事易了，难了仍是越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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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如此可出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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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李鸿章夺情复出，此时百日未到，即有事变发生，张佩纶毫无掩饰地对李鸿藻说出“合肥如此可出矣”，显示“夺情”种种，正是他和二李的共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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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清廷命张树声派军迅赴朝鲜。并以朝鲜事急，着李鸿章克日起程驰赴天津。接着，张树声派海陆军前往朝鲜，诱捕大院君，平定事变。而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诺赔款50万日元，并派使谢罪。在赔款未付清前，由日军千人留守使馆。日本声称与中国有同样出兵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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