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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青与佩纶初无深交，嗣见其人颇直爽，在贵游中不可多得，又以公处事宜时闻机密，亦遂与倾肝鬲。渠去年保定归来，述公言亲老多疾，欲以替人属振轩，以襄助属佩纶。时鄂事扰扰，佩纶于公不能无感恩知己之私，即答以如朝命相属，却亦难辞。……嗣蔼青得其尊人署督之信，复行商及，佩纶即峻词复绝，并累函拒之，誓以皦日，不料复以并无不愿之说，轻溷公听、渠致鄙书则以我公属其补荐为言，特将原书奉览，并将此次致蔼书奉览。……幸佩纶昨已有书详复，否则大谬矣。彼盖以平日倾心我公，纵论国事，断非无所为而为也。已再致书蔼青，止尼其事，并详陈颠末，以释公疑。总之以此为利耶？终南别有捷径；以此为事业耶？大海初不扬波，乡党自好者亦不为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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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的复信表明，他早已将不加盟张树声团队的意思，明确告知了张华奎。拉近二李关系是一码事，插足淮系内部派系是另一码事，张佩纶对分寸的把握是清楚的。正如他在给张华奎的信中所说：“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何况他已知道，北洋的主峰依然是李鸿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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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谋划李鸿章夺情复出对日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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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丁忧离津未久，7月23日，朝鲜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暴动群众冲入王宫，刺杀大臣，袭击日本公使馆，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被迎入王宫，掌握政权，王妃闵氏逃走，日本向朝鲜派出军队。这一事件，史称“壬午之变”。壬午之变为李鸿章夺情复出创造了条件，但他并未按照“清流”的策划，发起对日军事行动，从而与张佩纶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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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张佩纶连写两封密信，报告军机大臣李鸿藻，其中一份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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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丽构兵，译署已得探报十九日报，昨日吾师何尚未知？……以通商维持朝鲜，本合肥之议，在洋务家以为秘诀，而实则蹈越南之覆辙。此事本在意中，不知中朝何以处之，恐非酋胡可能了矣。平日不修战备，到此各证全出，沈文定（沈桂芬）可杀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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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信看，张佩纶对李鸿章“以通商维持朝鲜”的策略是不以为然的。同日，张又密函李鸿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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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水路究未训练，丁提督将略无闻。中外不战久矣，并非言战即得法，正须战而能胜耳。清卿一军已成劲旅，宜令分数营，出陆路，较有把握。南洋以蚊船数艘，奇兵欲出袭流求，似此虚张声势，可以和解作结也。日本非夙谋朝鲜，亦失礼，此事易了，难了仍是越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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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如此可出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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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李鸿章夺情复出，此时百日未到，即有事变发生，张佩纶毫无掩饰地对李鸿藻说出“合肥如此可出矣”，显示“夺情”种种，正是他和二李的共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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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清廷命张树声派军迅赴朝鲜。并以朝鲜事急，着李鸿章克日起程驰赴天津。接着，张树声派海陆军前往朝鲜，诱捕大院君，平定事变。而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诺赔款50万日元，并派使谢罪。在赔款未付清前，由日军千人留守使馆。日本声称与中国有同样出兵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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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对于壬午之变的最后处置不满，认为“存朝鲜当自折服日本始，折服日本当自改仁川五十万之约始”[24]。他坚决主张责成朝鲜改约，或派军舰与日本交涉，修改朝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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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张佩纶应李鸿章之邀请，前往天津密商，回京后，他给李写了一封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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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之役，清议深以为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幸内意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暂缓之说可以急矣，邺侯关念，甚至询眠食丰采，详挚殷勤，答以忧居以来，面目憔悴，壮心颓唐，以受恩深重，不得已而□，恐治葬后仍拟终制，邺侯瞿然。大约宣麻之命，渠必力让，而征南一役，仍当属之振公。……邺侯云，当此众论纷纭，深恐浮论一起，公且愤而去位，惟经营日本，则合于金革无避之义，可以内副众论，外张国威。鄙人拟即建言，幸即因鄙言覆上，此事敦厚者意亦相同，足徵鄙人推许，并非少年气盛耳。……二三知己均极力为国，亦极力为公，幸勿游移。盖朝鲜之亟亟献俘，内亦赏其功而疑其心。邺侯云，非公创设水师，张某亦望洋而叹耳。然吾辈所以期朝之者，故不在朝鲜也。总之，日本之役，宸谟已定，众议亦平，公以夺情视事之元，臣主兼弱，攻昧之上策，亦与移孝作忠之意为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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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邺侯为唐朝宰相李泌，此处指李鸿藻。张佩纶透露，张树声将被安排南下，李鸿章以经营日本之名重新出山，周围朋友极力为他着想，连李鸿藻都说，若不是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张树声只能望洋兴叹。张佩纶又说近日有邓承修上奏，请李勿驳勿复，等待张佩纶另上奏疏。邓建议派大臣驻扎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责日本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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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张佩纶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26]上谕称所奏颇为切要。着李鸿章先行通盘筹划，迅速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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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竟开始谋划对日打仗！30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告知已将《请密定东征之策》寄去。对于朝鲜问题，张佩纶提出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请寄谕驻日公使黎庶昌改正朝鲜之约；二是日使榎本武扬到津后，要峻词责问琉球事；三是请将已购之两艘铁甲船奏归北洋训练，并饬部臣及沿海疆吏大购师船，倡立水师。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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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则上可副斧钺专征之命，下亦协金革无辟之文，为公为私皆合于义。如有创和戎之说，主自守之谋者，非庸懦即奸佞，愿公塞耳而拒之也。内意检李文定（李天馥）、胡文忠（胡林翼）故事，留揆席、返疆符以示恩礼，固由高阳之让贤逊位，亦由朝廷之笃旧褒功。惟圣人恐时论纷纭，公转激而□位，故覆瓯相推毂，命将德音须同日涣颁，殆候此次覆奏，东征定议，是不独措置日本，藉我公以奉天威，即倚注我公，且藉日本镇浮论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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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李鸿章，其丁忧期间，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保留着，李鸿藻没有依缺递补，是李鸿藻“让贤逊位”，也是朝廷“笃旧褒功”的意思，李鸿章必须记住这份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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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筹划，张佩纶前后给李鸿章写了五封信。这场“密定东征之策”的讨论，张佩纶呼风唤雨，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平心而论，张佩纶以民族和道德正义为底线，夹袋里藏有无数方案，随时可以取出法宝，在谋划方案之时，完全不受一般规则束缚，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此为其长；但思维偏激，有时忽略操作的可行性，则为其短。本节所举事例，即为“清流”风格的经典案例，在对日本战略关系的判断中，张佩纶豪情澎湃，且时时搬出李鸿藻，有拉大旗之嫌疑，李鸿藻本人是否知情，则可怀疑。起码，李鸿章就不吃这一套。最重要的是，张佩纶手无实权，用悲情做武器去搏击腐败尚能取得成效，用悲情做武器去策划战争，则难以被决策层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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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张多年通信中，此类龃龉，还有数次，双方观点鲜明，但都审慎地保留出空间，不给对方造成实质伤害，过后依然书翰密切。张佩纶认为要告知李鸿章的，照样讲述；李鸿章不愿理会的，依然一概不理。但张佩纶绝不找茬弹劾李鸿章，这是张李关系中极为微妙的部分。此种“各自表述”的高潮，是李在马江备战中，对张的呼救置若罔闻，完全是坐视其败，而在张佩纶流放归来后，李鸿章竟将爱女嫁之。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师门父执而知我者，仅公一人。”两人关系，包含着信任欣赏，也包含着各自独立的政治判断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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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需要更广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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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历史研究中，尺牍是一个重要且宝贵的史料来源，用好尺牍，尤其是新近不断公布的尺牍，确实能够开阔视野，取得新的发现。以往史学界关于“清流”的诸多看法，都是来自清人笔记，但是如果笔记的作者，真正阅读过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间的这些尺牍，他们还会这样认为吗？张佩纶策划将丁忧在籍的李鸿章“夺情”复出，却因筹划对日作战被李鸿章拒绝，使他非常气愤。这个烦闷的夏季，他一面谋划军国大计，一面回丰润老家，“葬先兄于先大夫墓侧，南中尚有一兄一弟一姊三柩并同时葬之。姊柩廉氏不问，亦暂浅葬于吾乡。伤心惨目，踽踽凉凉之况，无人可告。且债负亦因之日增，所以一一料理，草草毕事者，伤逝亦且自念耳”。回京以后，“月有一疏，大抵修内攘外，均切于时，不近名，故亦不愿人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愤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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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世界，即隐逸，亦须乞怜，不如倔强，世间作一碍物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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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这个心情极坏情况下的“倔强”，竟是回手一剑，把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王文韶干掉了。王文韶在政治上属于沈桂芬的南派集团，和张佩纶跟从的李鸿藻是对头，但从私谊上讲是张佩纶的姻亲。王文韶的儿子，也娶了朱学勤的女儿，因而是他连襟的父亲。张佩纶连上三封奏折，弹劾王文韶在“云南报销案”中收受贿赂，迫使王文韶辞职回家。张佩纶弹劾王文韶，与李鸿章拒绝对日备战之间的连带关系，过去没有人注意过，我是从李张之间大量的书信中发现的。而这些史实，对于正确判断光绪十年前后清政府上层政局，非常重要。仔细地去阅读李张这些通信，当然还包括其他人的通信，我们的观察会更加深入，对于历史的基本叙述都会发生变化。如果再进一步能将档案、奏折、禀报、批牍，与日记、诗歌、报刊等等各种材料结合在一起，那么复原沙滩上那面破碎玻璃镜子的工作，会更加接近本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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