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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从海上来华，以时序而论，是先由口岸进入东南。而同治后期曾国藩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指述的则是内战之后，中国人以“自强”回应西人的事业同样先起于东南。两面交集之下，是中国的财赋出自于东南，外国的资本积聚于东南，中外贸易的重心在东南，西学东渐的灌入在东南，中外之间的冲突和缠结深化于东南，遂使变法起于东南，革命也起于东南。在这种被清末志士称作“欧风美雨驰而东”的激荡起伏里，东南沿海先为“欧风美雨”所罩，遂随之而先被牵入西人主导之下的经济过程、公法秩序、文化观念之中，既由此一变再变，也由此走向世界。然而积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而成丕然巨变，则走向世界的东南沿海，已不能不因其被动的西方化和主动的西方化而别成一类，与西北社会和内地社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互相隔膜而陌然相向。与之相因果的，便不能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脱节和沿海与内地脱节。这个过程以一种直观可见的方式显示了古今中西之变，以及古今中西之变所带来的深度离析。19世纪中叶西方人用暴力打碎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而后中国人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并在时势的推挽之下沿此一路深掘，由古今之争而入新旧之争。以其间的始末而论，是中西之争起于外来的冲击，但由中西之争而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则是在回应冲击的跌扑起伏里，越来越自觉和越来越执着于移西法重造旧邦，以期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重造旧邦发端于回应西人的冲击而演化为改变中国本身，因此，由古今之争而新旧之争，其理路和取径实际上已是从锋芒朝外转变为锋芒向内了。于是而有除旧布新的变法，于是而有革故鼎新的革命，于是而有由此开启而发生于中国社会之中的漫长的交争和冲突。变法和革命都是在外患的逼迫下促成的，而一经开始，又会循自身的逻辑越走越远和越走越快。至民国初年，这种起于新旧之争的过程以其生生不息的前后相接和彼此相克，已成为时人眼中的“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天演进化、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民主共和等等接踵而至，沤浪相逐，并催生出“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的时朝鼓荡，既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国体和政体。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显然的急变和剧变。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是广土众民盘根错节于传统厚蓄之中的中国。因此，由急变而剧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的路程，而起于社会上层的这种思想观念之日新月异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变化所及和震荡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会上层为止境。与之成为反衬和对比的，则是筑成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从而为极大多数人口所托命的小农经济依然如旧。以民国初年比道咸同光，其整体的结构其实并没有显然的大变。然则急变与剧变的此起彼落和前后相接之间，便不能不是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的脱节，从而不能不是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的脱节。而以“世局原随士议迁”写照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说明的是时人眼中的变法和革命，都是以知识人为主体，并以思想改造社会为导向的。然而就占人口多数的大众既漠漠然视变法，也漠漠然视革命的事实作推比，显然又说明知识人着力于用思想之急变造人世之剧变，心中常抱一腔救世的愿望，但他们引来醒世的种种道理则大半以东西洋的思想为渊源，并因之而与当日的大众社会太过遥远，持此外来的道理以说明中国社会的世相，遂既不能为大众所明了，也不能为大众所消受。同旧日的士与农之间密迩相接作对比，由此引发的历史走向便不能不导致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脱节。与这种变化相类似的，还有同一个过程所造成的社会重心移于城市而致城市和乡村的日趋日远。因此辛亥革命后三十年，许地山作《民国一世》寄托阅世多年的感慨，其中特别举“都市底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以及与之对称的外国节日里买卖两旺说市闾众生相，以刻画上个世纪以来“都市”与“乡间”积久而成的彼此隔塞和“互相脱节”，其笔下之讥讽所流露的显然是一种格格不入。而比之市闾众生相，三十年代之时论所说的“农村破产”，则反照了城乡脱节所造成的更加痛苦的一面。这一类脱榫接二连三而且由此及彼地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深处，构成了后人理解历史与说明历史的脉络和关节点。但对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则脱榫便是旧的整体性已经碎裂，而新的整体性却始终立不起来，随之是利益的冲突，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冲突都会成为长久的社会动荡。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衰世走向乱世的曲折多难，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曲折多难。在真实的历史里，两者常常同处于一种因果之中，因此两者常常很难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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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本书的文字是我近年读史留下的一点思想痕迹。就晚清中国处西法与衰世之间的旧邦新造和社会脱榫而言，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与历史本身的无边无际相比，治史和论史其实始终只能是一种以有涯随无涯。自司马迁以来，史学所追求的境界皆在通古今之变，但王安石曾作诗咏史，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又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用“精神”和“意态”比历史之内在的一面和人物之内在的一面，则俱言以人写人之难和以今通古之难。多年来我常常会想到前人说史的这些深思远想，以提醒自己在历史面前的局限和渺小，以及深入历史的阻隔和困难，从而使自己多一点敬慎，少一点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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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顾青先生自始至终的关心和欧阳红女士的用心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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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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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经世之学的延伸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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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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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生当嘉道两朝的龚自珍曾以“四海变秋气”(1) 发抒感怀，以一个诗人的笔意写照了19世纪中国的世相。与这种触发于时势与心路的感怀相对称的，是今昔之盛衰变，士林中风气也变，在长久的饾饤琐碎之后，经世之学蓬蓬然起于嘉道之间，把人世间的百弊丛生引入那个时候说时务的议论之中。而后是究心利病和讥切时政都与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事功意识内相贯连，并以儒学本有的精神唤出儒学中人济时的期想和抱负。道光十五年（1835）翰林院编修张集馨奉旨召对，问答既毕之后，皇帝特别吩咐的是“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2) 。皇帝以“经世”相训诫，既说明了世风与士风皆变之时，从深宫里看天下已是心事重重，也说明了经世之学在当日与时势之间的对应和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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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世之学起于嘉道之间，其锋芒所指的时病和时弊，常常是一种同国家权力相缠绕的东西；而作为一种应时之学，其自身则大半都出自于那个时候的时论和策论之中，从而大半都存在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外面。由此形成的矛盾，使时论和策论很少能够直接移入世务，而转化为一世之事功(3) 。因此嘉道之间的经世之学既显现于议论之风发，也局囿于议论之风发，其感染和感召都以思想的表达为常态。然而自道咸之交太平天国起广西，此后的十多年里东南半壁先后成为战场，长江流域尤久苦兵燹。这个过程从一开始便以官兵的一溃再溃和丧师失地为前后相接的共趋和走势，而与之一路伴随的，则是清代法度以“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4) 。之后是领兵的将官和守土的地方官在战败之后一个一个地被戕而死、自杀而死，以及朝旨追逼下的锁拿、逮问和治罪，他们以这种死亡和跌落的方式纷纷退出了官场，也带走了层积于官场之中的拘虚窳惰。在他们消失的地方，留下来的是国家权力结构里的空缺。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搅动天下的农民战争又在以战争作激荡和动员，使久为经世之学所浸染而不在国家权力结构重心之中的儒学中人四顾天下板荡，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成群地走向内战。他们以济时之心与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苦相撑拒，百战艰难于生死存亡之间；又由血战得军功，积军功成高官，先后沿着前面人留下的官场空缺进入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于是，在内战造成的地动山摇里，嘉道以来的经世之学前所未有地成了与国家权力联结在一起的东西(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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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之学移入内战，则纸面上的议论可以转化为现实，随后产生的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动。在长久的文字讥切时政之后，战场上的一溃再溃是用成败为实例以指抉和论证天下之旧弊与旧弊之所在。因此战争比文字更有说服力。正是借助于战争的权威和战争的说服力，在旧制和旧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绕出旧制和旧法才可能成为内战中救时的起点。咸丰初年曾国藩在湖南募勇成军，雷以諴在扬州抽厘助饷，以当日的法度而论，都是成规之外的自立章程而别开一局。但前者“赤地新立”，是兵不能战而后募勇；后者白手起家，是饷源已竭而后抽厘。其自下而作的补苴罅漏与自下而作的“改弦更张”(6) 皆出经世之学的一脉渊源。兵事和饷事居战争之重心，时当屡败之日，其间的种种捉襟见肘便会最先被撕破并直接转化为危迫。因此兵事和饷事也最先开始起变化而出旧格，由募勇成军演为湘军制度，由抽厘助饷演为厘金制度，其重心都在于地方。比之二百多年来绿营制度里的兵与户部指拨的饷皆由朝廷一手调度，两者的产生和张大都体现了兵事和饷事的蝉蜕。与这种蝉蜕相对应的，是后起的湘军在战场上打破绿营积久的疲颓，一步一步重造出坚韧强悍的凌厉杀气，以此支撑了内战中的王朝，也以此使太平天国在一蹙再蹙之后折入低落，从进攻的一方变成了被剿洗的一方。这个过程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和一世之勋名，与军功和勋名一同被造出来的，还有后来的历史叙述称作肇启“中兴”的时势。所以，本由救时而产生的自下而立的章程和起于地方的别开一局，遂能够在内战中节节伸展，从一个地方走向四面八方，因普遍化而常态化，因常态化而常规化，成为将帅和疆吏的政令所出与政令所托，从而成为朝廷必须要倚重并且越来越倚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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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政和财政的重心落于地方和朝廷之不能不倚重地方，都说明这种因绕出旧制旧法而淘汰了旧制旧法的过程，同时是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因此，同19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这场漫长的内战已经使疆吏获得了更多表达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力量。而以人物作比较，则这一代从军功中立起来的督抚更显然地共有一种肯以一己之身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做团练大臣，胡林翼以贵州知府任黔楚防堵，左宗棠以举人佐湖南兵事，李鸿章以翰林从军皖北，当日皆不在朝廷的重寄之内。而与之声气相应并聚为一类的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刘长佑、曾国荃、蒋益灃、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杨昌濬、刘典、刘蓉、杨岳斌、刘坤一、刘秉璋等等，则一大半都是起于仕路之外而身入兵间的秀才和举人，从而一大半都出自士人社会中的下层。这些人在乱世里甘心冒锋镝而入战场，是儒学长久的涵育化作一时之感召。所以“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7) 成为一种担当。他们因之而能够在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中踏出一条血路，也因之而显示了这个群类突出于当日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强毅和亢厉。而后是千里东南翻搅于“骨岳血渊”(8) 和连天兵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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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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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正在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国士大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步步艰难地崛起于东南。而同一个时间里，自咸丰七年（1857）开始的英法联军之役以西人三度北上，并在咸丰十年（1860年）攻占北京而迫使朝廷屈服为了局。咸丰十年岁在庚申，在时人的记述里，这种家国之变便被称作“庚申之变”。之后，当战胜的西方人依《天津条约》为凭藉沿长江西上的时候，他们与内战中崛起的士大夫便直面相逢于兵火连天的长江中游和下游。西人带来了一种与内战不同的凌厉冲击，于是，内战尚未止息，经世之学已不能不在延伸中越出旧界而走入中西交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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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五十岁，胡林翼四十九岁，左宗棠四十九岁，李鸿章三十八岁，都已久入世路盘陀而年复一年地究心时务。然而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西方世界一直在远处，因此西方世界始终没有成为时务中的一个题目。当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之日，身在湖南的曾国藩作书信议论粤东时事，犹以轻烟淡雾视之，说是“往者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14) 他不能相信徐继畬的书和郭嵩焘的话，显然是用中国人的历史记述相衡量，“张大”和“震诧”都与他心目中的前代夷狄不相符合。而其下笔论断言之不疑，又说明写信人和读信人都心同此理而无需申论。因此，对于这些从来没有把夷人夷事认真列入世务的士大夫来说，庚申之变的沉重一击，其着力处正在于使轻烟淡雾全部消散。随之而产生的，是对西方那个世界深深的惊悚和忧惧。当年冬天，曾国藩在祁门接到“新刻英吉利、法朗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他在日记中自述“阅之不觉呜咽”，并由此直接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15) 。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而与此一路伴随的是西人由海上入沿海，又由沿海入内地。这个过程的强暴性和陌生性使得这个过程在中国人眼里显得不可知和不可测。而以用世济时为抱负，则不得不在远想来日中不可知而知，不可测而测。所以，比出自情感的“呜咽”更深一层的是“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16) 。显然，“忧悸”里更多一点知性和思考。经世之学造就了这一群人，而时当中西交逢之初，经世之学的造就又使这群人比别人先有危惧之心和先入危惧之苦。一个湘军老兵后来说：楚军围安庆之日，胡林翼曾往视师，迨策马至江边，则眼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遂“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身在危惧之中，“鼓轮西上”的洋船便是一种逼来之势，而作为反应，则“惟其虑之深者，故其视之益难”(17) ，其间的“中途呕血”和“几至坠马”都出自心惊。西方人的到来，使当日中国最强毅力行的这群人先后因“无以为计”而绕室彷徨。他们肯识时务，因此他们能够审量彼己，而由此所得，正是逼来之势下的流泪与吐血。在这一段历史里，曾国藩的“忧悸”和胡林翼的惊心皆以其各见惶迫的悲怆而引人注目。然而“忧悸”和惊心又正是用一种惶迫悲怆的方式承认了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历史差距。所以，在咸同之交的士人社会里，他们又以直面真实表现了不同于强拗和意气的理性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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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以沉重一击致创巨痛深。所以，“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18) 。与二十年前的士议比中英鸦片战争为“海疆骚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同。士大夫群起言自强，一面反照了西方人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一面表达了中国人回应西方人的理路和心路，理路和心路都此中耿耿。而其间能够主导当时，并由观念转化为实事实功的过程，则正是从这种审量彼己的比较开始的，从而是从东南的将帅和疆吏手里开始的。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曾国藩犹在“呜咽”未止之中，而奏疏论时事，已以“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为题目，力申“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过了八个月，他在奏议里再说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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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持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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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用轮船和大炮两次打败了中国，所以中国人张目看西方，着眼处都在“轮船之速”和“洋炮之远”。时势造就眼界，时势也设定了眼界。在中西之间以战争为大规模交往方式的时代里，则对比中西而审量彼己一定会用船炮作准尺来测度两者之间相差的距离。而后，这些使中华“震于所罕见”的东西便成了当日士大夫心中千钧所系的东西，成了倡说自强和营造自强的用心所在和功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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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签订后，中西之间的战事随之止息，但从咸丰初年开始的漫长的国内战争仍在起伏延续之中。而后是外夷渗入内战，洋枪洋炮都在源源不断地被移到东南战场上来。于是，以自强为本义求索船炮的过程，在内忧外患相舛结的时势中却非常奇异地要从内战中的认知船炮和使用船炮开始。对于那一代还没有走出庚申之变阴影的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悖异。由于外夷渗入内战以上海为源头，因此，那个时候上海及其周边便成为多见洋枪洋炮而且熟识洋枪洋炮的地方。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入苏南，从长江中游走向长江下游，同时是在从内地走向洋人丛集的沿海和口岸。与一年以前胡林翼被“鼓轮西上”的洋船逼得吐血相比，淮军由江路援吴，借的是英国人的轮船。起家翰林的李鸿章因此置身于以蒸汽作动力的运输机器之中，与锅炉、机轴、烟焰、水汽一路做伴，他称作“舍陆登舟，用夷变夏”(20) 。由此获得感知显然要更深一层。当他进入上海后，曾自比“以孤军与方外杂处”(21) ，以形容举目四顾之多见夷人夷事。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方外”就是化外，置西人于“方外”，正是明示其不在礼法范围之内。而以此作中西之比，亦见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尚未全脱旧日的懵懂。然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切近“方外”，使他能够在东南群帅中最先直接触到洋枪洋炮，并常常目睹“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的场面，为之心动色动，惊叹交集，并尤其瞩目于“落地开花炸弹”，比之为“神技”(22) 。因此，在他当日的文字里，这些物事都成为一遍一遍地被叙述和描写的东西，叙述和描写都归结于“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23) 。在上海及其周边，西人“助顺”，洋枪洋炮打的都是太平天国。所以对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些场面是一种示范。然而太平军久踞苏南，地近口岸，于西人之长技多年习知熏染之后，已是中国人中先得风气的一方。他们不仅接受了一个外国人的上帝，而且正在把外国人制造的火器引入军中，并拿来就用。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一群一群的西方人乐为太平天国所雇用，站在“天父天兄之教”一面用洋枪打官兵；同时是逐利的“牛芒鬼子”（外国生意人）成了战争里的商业中介，用整船整船的军火换一堆一堆的银子。而后，李秀成麾下的太平军便成为内战中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的领先者。初到上海的淮军与之相逢于战场，迎头扑来的不是刀刃与弓箭，而是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当时李鸿章与曾国荃言苏南兵事，其文字描述感触，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贼中专用洋枪”，出手悍厉，“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24) 。这些话所表达的也是心动色动和惊叹交集。因此，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太平天国手中的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同样是一种示范。淮军从安徽到上海，大半出自皖北的乡团。这些人在当地惯于筑土围子打烂仗，用熟了的都是老兵器和旧兵器。一旦置于洋枪炸炮之间，不能不相形见绌而窳陋毕现。然则西人的示范和太平天国的示范都说明，与湘军久战的长江中游比，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南战场已显然不同地正变成一个以利器制断人力和人功的地方。由于外夷渗入内战和洋枪洋炮移入内战，内战的过程便成了以生死成败为具体实例，以演绎西法摧锄土法的过程。由此显示的原因与结果使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孤军入沪”的李鸿章在抵达上海四个月之后便开始了“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的变法(25) 。这个过程接纳的洋枪洋炮现成地移来了内战中的优势和强势，使原本品类不能入上乘的淮军骎骎乎后来居上，“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26) 。比之当日湘军一路厮杀一路苦战的艰难竭蹶，淮军在“进规苏浙”中获得累累军功多半是借西洋巨炮做成的。这是一种独特的阅历，因此曾国藩在奏折里论轮船洋炮的那些道理，李鸿章已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阅历和亲知融入道理，遂使他成为那个时候中国最热心于洋枪洋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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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从上海开始真识洋枪洋炮。但咸同之交的上海又正在成为西方人的群聚之地。生意人、外交官、传教士、军将、佣兵、流氓等等都在这里角智角力，弄出一派五光十色。所以他曾自谓“鸿章到沪以来，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荡”(27) 。这种借史事作比喻不仅说出了深深的陌生感，而且说出了深深的异己感。援吴的淮军从上海开始走进内战，但援吴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与“中外会防”相交错，因此，这个过程同时也在牵着李鸿章走入洋场里的那个西方人的群落中，“千手千眼”和“十摩十荡”都由此而起，是以先知洋枪洋炮之外，李鸿章又成了东南群帅中最先与西人觌面相识的人。当日先后管带“常胜军”的华尔（Ward，Frederick，Townsend）、白齐文（Burgevine，Henry Andrea）、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Hope，Admiral Sir James）、英国水师总兵古伯（Corbett，John Captain），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taveley，Charles Willian Dunbar）、英国陆路提督伯郎（Brown，Major-General），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Protet，Auguste Lēopold，Admiral），英国驻沪领事夏福礼（Harvey，Frederick B.E.）、副领事马安（Markhan，John）、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法国驻沪领事穆步孙（Mauboussin）、葛笃（Godeaux，Ernest Napoleon Marie）、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Vicomte），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George-Frederick），以及总税务司李泰国（Lay Horatio Nelson）、赫德（Hart，Sir Robert）等等都曾与李鸿章以公事作过从往复。而李鸿章感受最深和感慨最多的，则是“与彼族共事，动辄吓诈”而且“骄怯多疑”(28) 。由于这种过从往复和折冲争执，在内战的同时，他又一直处于对西方那个世界里的人和事累积的认识之中，并因之而一直处于对庚申之变以后的中西关系累积的认识之中。在当日的中国，这也是一种独特的阅历，所以由此获得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细节性同样是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然而知之深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忧之深，累积的认识常常又是累积的逼迫，累积的忿郁和累积的紧张。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而“今日新闻纸有云上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29) 。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上海虽隶属版图，官民久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之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打仗者。”(30) 显然都是言次愤懑。前一段话说明：中国人的夷夏之防已经在西方人的暴力打击下破碎，与之递连而来的则是正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了支配的意志。这种“惟所欲为”的冲动以及由之促成的啃噬和侵食随彼族而来，与彼族俱存，以此发为“新闻纸”的议论，便成为中国人面对的胁迫；后一段话则说明了在西人物力所到的地方，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心理失范和轻重失衡。李鸿章从安庆到上海，一开始就夹处于这种胁迫之下与失范和失衡之间，以“鄙人不幸，适乘其敝”(31) 为一身之苦恼。而由苏南举目四顾，则“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32) 在更远的地方，是西人挟利器强兵“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33) 。在这种不宁的景象里，中西之间的战火虽已止息，但西人以船坚炮利为长技笼罩四面八方，犹在咄咄逼来而进取不息之中，笼罩和逼来都是中国人的困蹙。由此催生的“后患不可思议”(34) 则是一种深忧世运的心不能安，在西洋火器“实为无敌”的反衬之下又是一种不可去怀的心不能安。因此，时当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仍在东南酣战不息之际，李鸿章以“后患”比当下，已非常明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35) 。用利害轻重相衡，显然是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同一个意思，曾国藩曾称作“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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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从内战中开始的认知枪炮和使用枪炮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在深处里不断指目外夷的过程，一个寄托了中华颉颃西洋之想的过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太仓一战洋炮破坚之利说起，而主题则在中国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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