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73226 李鸿章从上海开始真识洋枪洋炮。但咸同之交的上海又正在成为西方人的群聚之地。生意人、外交官、传教士、军将、佣兵、流氓等等都在这里角智角力，弄出一派五光十色。所以他曾自谓“鸿章到沪以来，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荡”(27) 。这种借史事作比喻不仅说出了深深的陌生感，而且说出了深深的异己感。援吴的淮军从上海开始走进内战，但援吴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与“中外会防”相交错，因此，这个过程同时也在牵着李鸿章走入洋场里的那个西方人的群落中，“千手千眼”和“十摩十荡”都由此而起，是以先知洋枪洋炮之外，李鸿章又成了东南群帅中最先与西人觌面相识的人。当日先后管带“常胜军”的华尔（Ward，Frederick，Townsend）、白齐文（Burgevine，Henry Andrea）、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Hope，Admiral Sir James）、英国水师总兵古伯（Corbett，John Captain），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taveley，Charles Willian Dunbar）、英国陆路提督伯郎（Brown，Major-General），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Protet，Auguste Lēopold，Admiral），英国驻沪领事夏福礼（Harvey，Frederick B.E.）、副领事马安（Markhan，John）、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法国驻沪领事穆步孙（Mauboussin）、葛笃（Godeaux，Ernest Napoleon Marie）、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Vicomte），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George-Frederick），以及总税务司李泰国（Lay Horatio Nelson）、赫德（Hart，Sir Robert）等等都曾与李鸿章以公事作过从往复。而李鸿章感受最深和感慨最多的，则是“与彼族共事，动辄吓诈”而且“骄怯多疑”(28) 。由于这种过从往复和折冲争执，在内战的同时，他又一直处于对西方那个世界里的人和事累积的认识之中，并因之而一直处于对庚申之变以后的中西关系累积的认识之中。在当日的中国，这也是一种独特的阅历，所以由此获得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细节性同样是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然而知之深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忧之深，累积的认识常常又是累积的逼迫，累积的忿郁和累积的紧张。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而“今日新闻纸有云上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29) 。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上海虽隶属版图，官民久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之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打仗者。”(30) 显然都是言次愤懑。前一段话说明：中国人的夷夏之防已经在西方人的暴力打击下破碎，与之递连而来的则是正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了支配的意志。这种“惟所欲为”的冲动以及由之促成的啃噬和侵食随彼族而来，与彼族俱存，以此发为“新闻纸”的议论，便成为中国人面对的胁迫；后一段话则说明了在西人物力所到的地方，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心理失范和轻重失衡。李鸿章从安庆到上海，一开始就夹处于这种胁迫之下与失范和失衡之间，以“鄙人不幸，适乘其敝”(31) 为一身之苦恼。而由苏南举目四顾，则“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32) 在更远的地方，是西人挟利器强兵“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33) 。在这种不宁的景象里，中西之间的战火虽已止息，但西人以船坚炮利为长技笼罩四面八方，犹在咄咄逼来而进取不息之中，笼罩和逼来都是中国人的困蹙。由此催生的“后患不可思议”(34) 则是一种深忧世运的心不能安，在西洋火器“实为无敌”的反衬之下又是一种不可去怀的心不能安。因此，时当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仍在东南酣战不息之际，李鸿章以“后患”比当下，已非常明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35) 。用利害轻重相衡，显然是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同一个意思，曾国藩曾称作“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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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28 由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从内战中开始的认知枪炮和使用枪炮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在深处里不断指目外夷的过程，一个寄托了中华颉颃西洋之想的过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太仓一战洋炮破坚之利说起，而主题则在中国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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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30 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口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烂。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密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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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34 一个月之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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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36 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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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40 彼时他进入苏南刚刚一年，正处于用洋枪洋炮剿杀太平天国的日顺一日之中。而在其思虑之中，由此获得的视野和经验却是被用来比类西人和对付西人的。那一代人身当内忧外患交相缠迫，在这种无地回旋的历史矛盾里，内战因外夷的渗入而成为接纳洋枪洋炮的实际起点，而后，产生于思想之中，并作为一个观念而以思想为存在方式的自强才能层层展布，沿着这个起点转化为一种直观可见的历史事实和陂陀起伏的历史过程。而身当世运起伏之际，这一群从内战中崛起的士大夫便命定地成了这个过程里的先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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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45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706873042]

1706873246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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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48 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以及容闳采办西洋机器和丁日昌收购外国人的铁厂，都不是奉旨而作，而是事后奏报。其间的立意和主导始终在于疆吏的自行其是。容闳后来说，他在安庆谒曾国藩而后受命“购买机器”，此行所用的六万八千两银子凭的是“公文”两件，“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47) ，显然都出于曾国藩的一手指拨。而据李鸿章的叙述，其时他在上海办西洋炮局，经费来自“军需节省项下”；购买机器铁厂所用的官帑二万两，则由上海道“筹借之款项”给发，皆无关于管度支的户部。虽说其笔下的“节省”和“筹借”因没有章程可以比对稽核而显得非常含糊，但造船炮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每一步都要用银子作铺垫并且都在用银子作铺垫，然则以当日的实事作对照，显见得疆吏能够自行其是，本在于疆吏手中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因此“节省”、“筹借”都不可用字面意义作释读。而曾国藩的指拨不仅能够调度管属之下的上海道，而且能够越境伸入广东，是因为广东的厘金正在协济湘军，由此一重空间上的跨度，其臂力又比李鸿章更大了一点。清代治国惯于用“例”，胡林翼称之为“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48) 。然则依“例”治天下，便是以“例”笼罩天下而没有一点可以自为伸张的余地。但内军械所、西洋炮局和江南制造局以“师夷智”为开端而别立洋务之名，做的都是于古无征的事。因此，与守“例”的户部相比，在洋务初起之日，这种不守例的疆吏调度地方财政的权力更能成全和成就于古无征。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奏报“同治三年七月起截至四年五月底”的“苏沪军需案”，开列的名目里分别有“洋枪炮队教练、各营中外弁勇教习辛工口粮”，“轮船中外水手人等工食”，“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以及“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49) 。这些名目都已越出了户部本来设定的范围，遂成其自始即在“例”外而不可用旧例相稽核，是以数十万银子在用完之后能够以奏疏里的几行文字作了结，其间的来龙去脉都不由朝廷主宰，而由疆吏主宰。因此，在东南开先例的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晚清大半的洋务事业从一开始便明显不仅发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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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0 洋务依附于地方，还因为这些在自强的意愿下催生出来的机构，最初常常是由疆吏的幕府助产，并常常是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的。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就“师夷智”而言已是前所未有，但在当日军中，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因此徐寿、华蘅芳管制造，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李鸿章办西洋炮局，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是以远在广东的丁日昌被“催调”到上海，以“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的职衔为淮军督办造军火的事，一身承当的正是幕府的差使。与他同时还有英国军医马格里（MaCartney，Sir Samuel Halliday）改行入洋炮局，由此改变身份，遂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稍后左宗棠“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讲求军器和自造轮船，其间的人和事应当也在幕府范围之中。由于这些以“所”和“局”立名的机构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所以李鸿章才能够把他创置的洋炮局带着到苏州，带着到南京。而这个过程留下的历史渊源则会化作一种长久的影响和控驭。直到李鸿章北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然是他可以伸手调度的东西，主局事的马格里因之而须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爆炸并致七名士兵丧命，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50) 。管局务的人物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不能用旧日章程相度量的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的幕府里沿袭下来的。而它一旦由幕府产出，便已自成一种章法而不断地伸展于此后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之中。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不得不造船炮，而后是造炮船不得不立机构。就自强的本义而言，这种机构应当是国家的，但在19世纪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制和地方政府的官制都固结已久，没有一点缝隙可以蘖生出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所以，正是疆吏从内战中获得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一个空间，使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能够产生并且与中国社会缝接起来。在这个过程里，权力和张力都助成了那一代疆吏引人瞩目的历史主动性。然而这个过程又实现于疆吏的各自为政之中，因此由这个过程催生出来的机构虽以官局为存在形态，却始终与既有的国家体制和官制隔了一层，它们不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后是总办、会办、提调、委员一类名目与“局务”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图自强的职责之所在和权力之所在。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涉入于造船造炮之间的大半是一群一群候补的道、府官员。因为不入官制，所以洋务中的官局不是缺分而是差使，其间的去就便无须由朝旨调派，而只须由疆吏札委并惯于由疆吏札委。在朝廷支配不到的地方，疆吏的就近支配遂成了一种能够延续不断的东西。是以左宗棠作两江总督管辖江南制造局之日，曾以“局员并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51) 为理所当然。于是，与疆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同时存在而且正相对应的，是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洋务机构成了三十多年里的常态。而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各色洋务机构的盛衰起伏又常常要随疆吏为转移。丁宝桢作川督之日曾设“机器总局”，以铸枪为当时的要务。但继任的刘秉璋另立一种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作考校，则期期以为用“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投入产出之间太过不相对称，“遂将川省机器局暂行停铸”(52)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张之洞以两广总督开府广州，一手“筹设”了“粤省枪炮厂”。迨奉旨迁湖广总督，即“请移设枪炮厂于鄂省”(53) 。彼时虽然已在光绪朝中叶，但就张之洞喜欢把东西带了走而且可以带了走而言，其行事的路数与同治初年的李鸿章正是一样的。前一个例子说的是不同的疆吏可以使同一个官局今昔殊异；后一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个疆吏可以以一身之来去改变两个地方的洋务格局。这些事实都说明，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造船造炮，便不能不是疆吏用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识断以左右造船造炮。在晚清中国由洋务营造自强的漫长岁月里，这种个人性以及个人性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是贯串于其间的一个历史特点。同治初年王韬作《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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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2 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今此三者皆举而集之阁下之一身，天亦若迟回审顾，至今日而始委之阁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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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6 他由“志”说到“机”，由“机”说到“权”，而最后归结于“人”。既反照了内战中国家权力下移的走向，又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于内战的这代人与前人的不一样。至同治末年李鸿章致书沈葆桢，则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膜，一振颓纲”(55) ，指的也是疆吏之可以有为和未必每个疆吏都真能有为。两者说的都是这种由疆吏的权力造成的洋务中的个人性，而从后来追溯初始，则洋务中的个人性与洋务中的历史主动性一样，都是由庚申之变以后先造枪炮的东南将帅，在既定的时势和环境中开此一层新义的。两者在他们手里分不开来，因此，后起者身当同样的时势和环境之中而相承于一脉之间，两者在他们的手里也分不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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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8 内战中崛起的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在这种自觉的回答和回应里，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而后，以暴力开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与文化的交往。因此他们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应，都记录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长途里中国人艰难越过的一个历史环节。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一个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过的环节。二十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仆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中国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事功意识之中。这个过程说明：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而后创巨痛深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强毅力行。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56) 。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则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57) 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买为难，其费较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扰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58) 。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59) ，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此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60) 。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动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61) 。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62) 的这一面二百多年间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因此，19世纪60年代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而借助于这种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才获得了一种真实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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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0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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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2 (1)  《龚自珍全集》，第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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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4 (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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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6 (3)  其间陶澍以两江总督整顿淮盐，备极艰难而后除弊兴利，为天下所瞩目。但这一类事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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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8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66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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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0 (5)  参见《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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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2 (6)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1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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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4 (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8—259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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