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73246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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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48 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以及容闳采办西洋机器和丁日昌收购外国人的铁厂，都不是奉旨而作，而是事后奏报。其间的立意和主导始终在于疆吏的自行其是。容闳后来说，他在安庆谒曾国藩而后受命“购买机器”，此行所用的六万八千两银子凭的是“公文”两件，“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47) ，显然都出于曾国藩的一手指拨。而据李鸿章的叙述，其时他在上海办西洋炮局，经费来自“军需节省项下”；购买机器铁厂所用的官帑二万两，则由上海道“筹借之款项”给发，皆无关于管度支的户部。虽说其笔下的“节省”和“筹借”因没有章程可以比对稽核而显得非常含糊，但造船炮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每一步都要用银子作铺垫并且都在用银子作铺垫，然则以当日的实事作对照，显见得疆吏能够自行其是，本在于疆吏手中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因此“节省”、“筹借”都不可用字面意义作释读。而曾国藩的指拨不仅能够调度管属之下的上海道，而且能够越境伸入广东，是因为广东的厘金正在协济湘军，由此一重空间上的跨度，其臂力又比李鸿章更大了一点。清代治国惯于用“例”，胡林翼称之为“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48) 。然则依“例”治天下，便是以“例”笼罩天下而没有一点可以自为伸张的余地。但内军械所、西洋炮局和江南制造局以“师夷智”为开端而别立洋务之名，做的都是于古无征的事。因此，与守“例”的户部相比，在洋务初起之日，这种不守例的疆吏调度地方财政的权力更能成全和成就于古无征。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奏报“同治三年七月起截至四年五月底”的“苏沪军需案”，开列的名目里分别有“洋枪炮队教练、各营中外弁勇教习辛工口粮”，“轮船中外水手人等工食”，“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以及“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49) 。这些名目都已越出了户部本来设定的范围，遂成其自始即在“例”外而不可用旧例相稽核，是以数十万银子在用完之后能够以奏疏里的几行文字作了结，其间的来龙去脉都不由朝廷主宰，而由疆吏主宰。因此，在东南开先例的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晚清大半的洋务事业从一开始便明显不仅发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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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0 洋务依附于地方，还因为这些在自强的意愿下催生出来的机构，最初常常是由疆吏的幕府助产，并常常是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的。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就“师夷智”而言已是前所未有，但在当日军中，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因此徐寿、华蘅芳管制造，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李鸿章办西洋炮局，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是以远在广东的丁日昌被“催调”到上海，以“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的职衔为淮军督办造军火的事，一身承当的正是幕府的差使。与他同时还有英国军医马格里（MaCartney，Sir Samuel Halliday）改行入洋炮局，由此改变身份，遂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稍后左宗棠“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讲求军器和自造轮船，其间的人和事应当也在幕府范围之中。由于这些以“所”和“局”立名的机构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所以李鸿章才能够把他创置的洋炮局带着到苏州，带着到南京。而这个过程留下的历史渊源则会化作一种长久的影响和控驭。直到李鸿章北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然是他可以伸手调度的东西，主局事的马格里因之而须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爆炸并致七名士兵丧命，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50) 。管局务的人物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不能用旧日章程相度量的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的幕府里沿袭下来的。而它一旦由幕府产出，便已自成一种章法而不断地伸展于此后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之中。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不得不造船炮，而后是造炮船不得不立机构。就自强的本义而言，这种机构应当是国家的，但在19世纪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制和地方政府的官制都固结已久，没有一点缝隙可以蘖生出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所以，正是疆吏从内战中获得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一个空间，使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能够产生并且与中国社会缝接起来。在这个过程里，权力和张力都助成了那一代疆吏引人瞩目的历史主动性。然而这个过程又实现于疆吏的各自为政之中，因此由这个过程催生出来的机构虽以官局为存在形态，却始终与既有的国家体制和官制隔了一层，它们不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后是总办、会办、提调、委员一类名目与“局务”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图自强的职责之所在和权力之所在。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涉入于造船造炮之间的大半是一群一群候补的道、府官员。因为不入官制，所以洋务中的官局不是缺分而是差使，其间的去就便无须由朝旨调派，而只须由疆吏札委并惯于由疆吏札委。在朝廷支配不到的地方，疆吏的就近支配遂成了一种能够延续不断的东西。是以左宗棠作两江总督管辖江南制造局之日，曾以“局员并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51) 为理所当然。于是，与疆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同时存在而且正相对应的，是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洋务机构成了三十多年里的常态。而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各色洋务机构的盛衰起伏又常常要随疆吏为转移。丁宝桢作川督之日曾设“机器总局”，以铸枪为当时的要务。但继任的刘秉璋另立一种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作考校，则期期以为用“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投入产出之间太过不相对称，“遂将川省机器局暂行停铸”(52)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张之洞以两广总督开府广州，一手“筹设”了“粤省枪炮厂”。迨奉旨迁湖广总督，即“请移设枪炮厂于鄂省”(53) 。彼时虽然已在光绪朝中叶，但就张之洞喜欢把东西带了走而且可以带了走而言，其行事的路数与同治初年的李鸿章正是一样的。前一个例子说的是不同的疆吏可以使同一个官局今昔殊异；后一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个疆吏可以以一身之来去改变两个地方的洋务格局。这些事实都说明，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造船造炮，便不能不是疆吏用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识断以左右造船造炮。在晚清中国由洋务营造自强的漫长岁月里，这种个人性以及个人性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是贯串于其间的一个历史特点。同治初年王韬作《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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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2 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今此三者皆举而集之阁下之一身，天亦若迟回审顾，至今日而始委之阁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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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6 他由“志”说到“机”，由“机”说到“权”，而最后归结于“人”。既反照了内战中国家权力下移的走向，又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于内战的这代人与前人的不一样。至同治末年李鸿章致书沈葆桢，则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膜，一振颓纲”(55) ，指的也是疆吏之可以有为和未必每个疆吏都真能有为。两者说的都是这种由疆吏的权力造成的洋务中的个人性，而从后来追溯初始，则洋务中的个人性与洋务中的历史主动性一样，都是由庚申之变以后先造枪炮的东南将帅，在既定的时势和环境中开此一层新义的。两者在他们手里分不开来，因此，后起者身当同样的时势和环境之中而相承于一脉之间，两者在他们的手里也分不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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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8 内战中崛起的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在这种自觉的回答和回应里，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而后，以暴力开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与文化的交往。因此他们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应，都记录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长途里中国人艰难越过的一个历史环节。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一个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过的环节。二十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仆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中国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事功意识之中。这个过程说明：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而后创巨痛深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强毅力行。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56) 。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则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57) 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买为难，其费较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扰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58) 。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59) ，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此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60) 。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动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61) 。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62) 的这一面二百多年间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因此，19世纪60年代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而借助于这种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才获得了一种真实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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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0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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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2 (1)  《龚自珍全集》，第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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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4 (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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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6 (3)  其间陶澍以两江总督整顿淮盐，备极艰难而后除弊兴利，为天下所瞩目。但这一类事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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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8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66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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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0 (5)  参见《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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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2 (6)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1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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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4 (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8—259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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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6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19页，岳麓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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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8 (9)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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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0 (10)  王安定：《湘军记》，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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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2 (11)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01页，岳麓书社1987年；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9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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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4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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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6 (13)  《薛福成选集》，第248—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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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8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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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0 (1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57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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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2 (1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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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4 (17)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林翼频死呕血，“血尽咳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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