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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2 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今此三者皆举而集之阁下之一身，天亦若迟回审顾，至今日而始委之阁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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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6 他由“志”说到“机”，由“机”说到“权”，而最后归结于“人”。既反照了内战中国家权力下移的走向，又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于内战的这代人与前人的不一样。至同治末年李鸿章致书沈葆桢，则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膜，一振颓纲”(55) ，指的也是疆吏之可以有为和未必每个疆吏都真能有为。两者说的都是这种由疆吏的权力造成的洋务中的个人性，而从后来追溯初始，则洋务中的个人性与洋务中的历史主动性一样，都是由庚申之变以后先造枪炮的东南将帅，在既定的时势和环境中开此一层新义的。两者在他们手里分不开来，因此，后起者身当同样的时势和环境之中而相承于一脉之间，两者在他们的手里也分不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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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58 内战中崛起的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在这种自觉的回答和回应里，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而后，以暴力开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与文化的交往。因此他们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应，都记录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长途里中国人艰难越过的一个历史环节。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一个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过的环节。二十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仆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中国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事功意识之中。这个过程说明：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而后创巨痛深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强毅力行。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56) 。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则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57) 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买为难，其费较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扰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58) 。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59) ，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此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60) 。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动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61) 。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62) 的这一面二百多年间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因此，19世纪60年代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而借助于这种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才获得了一种真实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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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0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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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2 (1)  《龚自珍全集》，第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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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4 (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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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6 (3)  其间陶澍以两江总督整顿淮盐，备极艰难而后除弊兴利，为天下所瞩目。但这一类事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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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68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66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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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0 (5)  参见《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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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2 (6)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1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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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4 (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8—259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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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6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19页，岳麓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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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78 (9)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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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0 (10)  王安定：《湘军记》，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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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2 (11)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01页，岳麓书社1987年；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9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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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4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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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6 (13)  《薛福成选集》，第248—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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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88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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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0 (1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57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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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2 (1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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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4 (17)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林翼频死呕血，“血尽咳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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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6 (18)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92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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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298 (19)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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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300 (20)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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