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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洋务运动》（一），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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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洋务运动》（一），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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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曾纪泽遗集》，第135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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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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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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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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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洋务运动》（一），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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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和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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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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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绅权盛于地方，江南尤甚。至清初则其势一窒而备受重创，缙绅之祸也先起于江南，而尤先起于三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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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庙纪略》说，顺治十七年（1660）“吴令任惟初到任，比征钱粮甚急”，责打追欠至鲜血淋漓，又复典守自盗。“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地方社会与地方官之间的矛盾。次年顺治帝死，“哀诏至吴”，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哭庙虽以国丧为名义，而本意则在召聚，“于是相从而至者至于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清代以轻赋为祖宗家法，但此日则犹在家法未立之际。而江南承前代钱粮积重之后，沿用成法，便不得不先当新朝之重征。之后，官与绅之间的冲突遂由比征而起。而以绅抗官，这种由秀才领头反苛敛的做法，显然是前朝绅权留下的一种惯性。但此日之新朝已非前朝，因此迎头而来的是大吏捕治，“掳掠诸生万状”；且“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地方官引这种自海路而来浸及江南的反清余波为由头任情荼毒，借端牵连以“傅会逆案”，一口气杀掉了苏州士子十八人。当祸之初起，疆吏奏告朝廷，尤以“县令虽微，亦系命官”和“身列青衿”竟“辄敢纠聚群凶”为哭庙一案里的要害(1) ，其命意之所托皆在于摧残绅权而立官府之威。所以后来人看这段历史，曾归结为：“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顺、康间哭庙案发，大受惩创，其锋渐敛”(2) 。这些话立论显然不喜绅权，但所说绅权经“哭庙案”辣手重挫之后归于衰落，则言之明切而因果厘然。当明清易代之日，朝廷和地方都立意摧残绅权，因此一路拳打脚踢而不肯收手，继“哭庙案”而起的，还有“奏销案”。《三冈识略》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杭尤重”。且“役外之征”与“杂派”又累累相积，致“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迨顺治十八年（1661），遂起“奏销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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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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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昆山人叶方蔼顺治十六年（1659）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彼时正在做编修，而以“所欠一厘”革职。当日谓之“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同时的董含则顺治十八年中进士，顺治十八年遭斥革。“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而后是“仕籍、学校为之一空”(3) 。斥革之外，因罪名更重而“被逮”和被“提解”的士人则被成群押解行走于众目睽睽之下，“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使旁观的人看了心中“惊悸”不已(4) 。这一场大狱虽以“奏销”为名，而由此致“衣冠扫地”于“鞭扑纷纷”之中，则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朝廷和疆吏有意与绅衿和绅权为难的用心。时当易代之际，像这样一时凸起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绅衿之间的紧张虽各有人物情节，但种种被称作“案”和“祸”的风波既已一见再见，并牵动疆吏和发为朝旨，则其间之因果所反照的便是一种治天下的既定走势和普遍走势。因此，摧折绅权虽先起于江南，而一定不会仅止于江南。一则后来的墓志追记当日时事，曾列述：“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四县子矜逋赋者各百余人，令咸速之狱，狱隘，诸生无置足地”。这四个地方都不在清代苏抚的辖境之内。而《景船斋杂记》则记载说：“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孔家在曲阜，然则这里的“奏销之祸”应当对应于山东。此外，卷进了那个漩涡之中而有姓名可以考稽的还有浙江的士人(5) 。所以历史学家孟森后来总论之曰：“是时盖各省皆厉行此事，特苏抚为最酷耳”(6) 。在“各省皆厉行此事”里，当然有着一种庙堂里的意志。因此，与这一类兴大狱作摧残的办法相匹配的，还有顺治八年（1651）礼部题准“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7) ；顺治九年（1652）朝廷立卧碑于各省学宫，明示“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以及“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等等(8) 。至顺治十七年（1660），朝旨又以天下士人为对象而重申“妄立社名，纠众盟会”之禁(9) 。这些在国家权力的名义下推行的制度化管制和衔勒，都是意在把地方士绅与地方公务隔离开来，并使个体的绅士不能成为集群的绅士。随后，在将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是“承平久，官益尊”(10) ，而作为地方社会里的一种既存的力量，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缙绅先生们则在前朝的“横桀”之后丧失了足以干预公事的心力和臂力，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大半都活得非常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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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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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朝廷和地方官在本性上都不喜欢绅权。然而当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广西，并以其席卷之势演为旷日持久的一场内战之后，天下的“承平”和地方的“承平”便被漫延的兵祸节节打碎。随之而来的乱世动荡无序，已使“官益尊”难以为继。于是当烽火连天之际，治天下的法度又一变而为“练兵筹饷，日不暇给，疆臣节帅，握吐求贤”，官与绅之间的距离因官员向绅士的俯趋而变得越来越近。而后“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向所谓仰望林泉者，亦复手扳脚靴，随班听鼓”(11) 。在二百年压抑绅权之后，此日已是地方官在兵事和饷事交相困迫之下心长力绌而无以为计，并因无以为计而不得不借助于地方社会里为民间所熟识，并因之而得民间之信从的绅士。然而借助总是借重，这个过程同时又在把这些本被隔离于地方公事之外的人引入到地方公事里来。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在湖南的朱克敬曾说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由是湖南名闻天下”(12) 。他所说的“士人”应当都是未入仕路的“绅衿”。另一个本籍常熟的士人记叙内战初息之后的江南吏治，说是“常令王庆元年登耄耋，素不风烈，昭令梁蒲桂初任，物色民情，毫不省察，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他所说的“局董”都是帮着地方官在办“善后”的绅士。因此其时又有“克复江阴”之后，“局中遣绅士”多人“清理城邑”的记载(13) 。在那代人留下来的著作里还有一种记述，说钱塘人丁松生于“杭垣克复”之后，“一切抚恤善后事宜”一身主之，“大吏倚如左右手”。布政使蒋益澧至尊称为“大秀才”(14) 。比之江南的一县一邑，他所参与的地方公事都在省城，局面显然是愈见恢宏。这个过程绵延多年，使官和绅各自都变得日益不同，与顺治朝的地方官在摧折绅权里汇成一种可见的普遍性一样，咸丰朝和同治朝的地方官都在借助与借重于邑绅，从而都在将植根于地方的绅权重新扶了起来。他们汇成了另一种普遍性，以至于巡抚一省而久经内战的胡林翼总谓之曰“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而有为”(15) 。然则地方官扶植了绅权，在其背后和深处，正是内战扶植了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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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内战扶植了绅权的过程相伴随的，同时是内战又在造出数目更多的绅衿。同治初年曾国藩作《徽宁池三属捐助军饷续请广额折》，以“皖南数属，仍岁构兵”，而“该绅民等蒿目时艰，捐资助饷。徽、宁、池三府甲于通省，徽州一府尤甲于皖南”为充足理由，“吁恳天恩敕部查议，加广文武乡试中额、文武学额”，以“作士气而资激劝”(16) 。在清代的国家制度里，各省的“乡试中额”和府、州、县的“学额”是一地有一地之数，并且每个地方的额度都是一个既定之数和固定之数，既定和固定都是数量上的限度。前一种“额”关乎举人，后一种“额”关乎生员，因此“广额”是在用突破旧章限制的办法制造出更多的举人和秀才。而以“作士气”和“资激劝”为此中之道理，则说明了更多的举人和秀才始终是同更多的“捐资助饷”连在一起的，从而是同内战在时间上的长度和空间上的广度连在一起的。所以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再作奏折，陈述粤省厘金“两年以来专济三江之饷”，以解军中困乏而“为利甚厚”，为广东请加“文武乡试永远定额四名”(17) 。与这种因地方和民间的“捐资助饷”而得到的“广额”比，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作《湖广水师欠饷请广学额折》，则由历年以来“湖广督标水师两营”应得而未得的“积久饷银，各哨勇情殷报效”，请“加广长沙县学额”已是另属一种路数(18) 。在李鸿章代“湖广督标水师”所作的陈述里，是出自湘军一系的“各哨勇”成了吁恳的主体。他们情愿放弃朝廷欠他们的银子，为自己籍贯所在的地方换来几个额外的秀才。以当日的社会观念为尺度，这是一种造福乡邦和嘉惠士林的功德。因此久战之后军中既多积欠，又难讨积欠，淮军里的将帅也在“皆以欠饷报效，各加广本县学额文武各数名不等”(19) ，期能以这些应当得到而到不了手的银子，向朝廷换回一点本乡本土读书人的功名。除了这种出自军营的奏疏之外，当时的记述里又有“同治时军兴，马多乏食，江南府县绅民，有请输马草捐以广学额者，鲍花潭学使奏其事，朝旨嘉允焉。然由是江南秀才骤增十之一”(20) 的故事。这个故事里广学额的主动一方则是“绅民”，而“马草捐”也因之而成了一种自觉的交易。“捐输”出自地方，“报效”出自军营，由此形成的则是一个“广额”复“广额”的不断层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直接促成的正是中国人口中获得功名的数目长在不断地增多之中。据后来的一种大约估计，与内战之前有功名的人数相比，时至光绪一朝，仅生员一类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21) 。与之对应而形成的人群，已不能不算是济济多士。但在晚清中国，像这样因“广额”而增加的功名不仅仅是一种多出来的数量，由此牵动士林和士风，则随同数量而来的还有种种不在预想之内的时弊与时病。同治年间论时务的奏议已说因“捐输”而“加广中额、学额”，是“施恩”太过“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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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思一省之大，人才之多，三年一试，中额犹无虑滥竽也。至一州一县文风本有不齐，三年两试，学臣照额进取，敷衍充数，势所必至。夫秀才为多士出身之始，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人才固不足观，人品尤不可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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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非议“广额”，担忧的是数量过多之后，则所取之士很容易等而下之，变得士不像士，而其所论犹统而言之。作为一个可以匹配的实例，俞樾在自己的随笔里曾记叙“戊辰之春”亲见于潜令谒知府，面陈“本县止童生二人，其一甫学作起讲，未成篇；其一在乡间开酒店，农事尚早，饮酒人多，不克分身”，请将原本定于二月的县试移到“三四月间”。于潜一县童生之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于潜一县童生之少，又说明了长久内战之后读书人的数量已远非昔日之比，因此县试虽属国家功令，也不得不由主试的一方延迟试期以将就被试的一方。而后是“是岁，此二人者皆入学”。他慨乎言之曰：“举此一端，学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见矣”(23) 。然则战争使读书的人更少而“广额”使进学的人更多，“人才固不足观”正是这样形成的。至光绪朝张之洞作湖北学政，所见已是“近年楚省加广学额，往往一学进额两倍原数”，以至“一州县所取动至六十之多”，这些文字见之奏议，便具体地提供了一个地域性的士人社会因“广额”而造成的异乎寻常的规模失度。后来他作四川学政，举其见所见和闻所闻，又沿着同一个题目再讲下去，由“川省近年诸生太多”并且“愈多愈贫”说到“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而“大凡产业公局唆讼诈财之案，必有文生在内；烧香结盟，聚众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内”(24) 。在这些场面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是牵连在一起的，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又是同“川省近年诸生太多”连在一起的。因数量的扩张而放进秀才群里的人物大半没有读书人的静气，然则“广额”之下的“人品尤不可问”亦因此而历历可见。十多年的内战之中和内战过去之后，“加广”的学额都在化为府学、州学、县学中累积而递增的人数。但乡试中额的“加广”已相比而极少，进士及第的数目则从来不在“加广”之列。于是生员益多，进取益难，这些在“文风日薄，士习日嚣”(25) 中获得了功名的士人不能沿仕路远走，便大半都会就地生根，化入地方社会的缙绅群里。随后常常可以见到“甫博一衿”已在“长揖县衙，夤缘公事”(26) 的急迫相。他们以躁动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因此，在旁观的眼里，他们显然不会带来地方的安静。而就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而言，当原本蛰伏的绅权在内战中被扶植而得以伸张的时候，这些随“广额”而增多的缙绅产出于同一个过程里，便从一开始已经编入了绅权之中。而同时被一起编入绅权之中的，一定还会有这种“人才固不足观”和“人品尤不可问”。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数量，而且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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