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73618 至在京官员，遇有本籍事件实系有关利弊者，原准据实陈奏。惟往往有逞意立言，迨经饬查，或窒碍难行，或全无影响，殊非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官员妄行条奏，例有处分，至本省事件，耳目甚近，尤应核实，何得以无据之词率行哓渎？嗣后京官如有条陈本省事件失察者，应如何严定处分，着吏部妥议具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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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22 京官与“本省”相距千里万里，虽然上谕说的是“耳目甚近”，实际上身在远处，“耳目”多半只能来自同属士人群类的本地缙绅。因此，“在京官员”立于庙堂之中作“陈奏”和“立言”，常常是在为地方社会中的绅界传声。而人君眼中的“逞意立言”和“率行哓渎”，又说明京官的太过热心往往同京官的太多偏锋相表里，所以热心和偏锋都不为帝王所喜欢。然而这种京官为地方传声的过程，又在使绅界的意志和主张越出地方而能够自下朝上地升到高处。就这个意义而言，由此显示的是一种更富深度的绅权伸张。所以这个过程虽然引发过帝王的愠怒，但由后来的历史作比照，是帝王的愠怒并没有中止这个与绅权的伸张连在一起的过程。而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则和权力构造为尺度，则相比于绅权在地方社会里的自我廓展，京官与绅衿的相互呼应要算是一种别样的声势。这个过程里的典型，是光绪初年余杭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屡次京控，历时两年，以其情节曲折而最终掀天揭地。情节曲折和掀天揭地都醒人眼目地折射了这种别样声势。一则记载说：“县令逮杨及毕氏至”，诬以合谋杀毕氏夫，并“胁以严刑，五毒备施”，致不胜捶楚，“皆引服”。而“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乃合词控诸都察院”(47) 。这里所说的“浙之士大夫”显见得都是浙江的绅士，而“大愤”则是形容其集体的亢激，但由“县令疾其把持公事”作推度，则同样显见得身为举人的杨乃武平日惯于好事而喜欢持绅权与官府为难，不能算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另一则记载说狱既成，“其（杨乃武）同年友”春试入都，群“谒乡人刑部侍郎夏子松少寇同善，诉乃武冤”(48) 。于是夏同善“密闻于上”(49) ，遂使发生在浙江的狱事传到了帝王的身边。还有一则记载说：“当是时，浙人官京师者，无不知杨生冤。又案悬两载有余，同乡书函往复，及京官乡试之自浙来者，互相察核”而且互相影响。因此，同一个时间里的京控，复审，再京控，再复审，其间始终伴随着“浙人大哗”(50) 。这些叙述说的都是浙江的京官和本籍的绅士因杨乃武一案而往还交通的情状。而“浙人大哗”，其愤怒所指的都是浙省的地方官。因此“大哗”之中，伸张公道的意识与守护地方利权的意识是交融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在官绅的呼应中形成了庙堂里的舆论，而后是浙江的案子在朝旨的干预下移到刑部，并经“提案求证，逐类详鞫”而一朝翻了过来。这种翻局的直接结果，是朝廷向浙江官场追究“枉坐重罪”和“玩视人命”的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被追究的一方纷纷跌倒：原审的余杭知县革职并“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而且“不准收赎”；两年间先后涉入了这个案子的杭州知府、宁波知府、嘉兴知县，以及两个当差的候补知县全被革职而一网打尽；一同被革职的，还有浙江巡抚杨昌濬、奉旨“审办”的侍郎胡瑞澜(51) ，他们因为官阶太高，当日尤为天下注目。若以“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对照发生在浙江官场里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连串跌仆，显然是杨乃武一案的悲欢起落始终与浙江的绅权相感应而且相牵结，当浙江的绅权借助于京官而延伸到北京之后，遂成了一种连巡抚也挡不住的东西了。因此，当日以朝旨惩办地方官为快，而由朝旨惩办地方官显示出来的，实无异是绅权打倒了官府。若同广东的顺德与东莞相比较，起自浙江的这一段历史无疑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能够为官府纠错的事实；从而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的意志中所包含和表达的公共意识与公共意见。浙江的实例与广东、陕西、直隶、四川、甘肃、湖北以及江苏的各成一端，而由此汇为一体以共造当日绅界的社会变迁，便构成了内战之后的绅权在其伸张过程中的多面、多端和多义。多面、多端和多义都说明了这种权力的复杂和这个过程的复杂，其间的是非良莠皆不可一言以蔽之。但大体而论，历经二百年久抑之后，晚清廓展的绅权已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种蓬蓬然茁长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并起伏翻腾于那个时候的四面八方，为衰世的中国增添了种种小的动荡和大的动荡。就其二百多年久抑之后重新伸张而言，绅权本是中国社会里非常古老的东西。然而时当中西交冲带来的历史剧变演为新旧嬗递之日，古老的绅权为时势所裹挟，又会卷入这个今时不同往昔的过程，与传统之外的种种物事相遇于清代后期的最后数十年岁月里，并因之而与时俱迁，在主动和被动的交杂之中改变了自己的古老。戊戌年间，一个士人在日记中说绅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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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24 凡各省、府、县，其地多绅士，则地方官不敢肆然为非，而民得少安。试观江、浙与滇、蜀，其官吏之仁暴，盖相悬焉。何也？吴、越公卿不绝于朝，而滇、蜀通显者盖罕，是故其民之望吴、越如天人，宜也。绅士之多寡，皆视举人进士之多寡，故中额宜增，亦所以潜扶民权，而为今日救弊之权法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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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28 把绅权与“潜扶民权”连结在一起，显然是由中西交冲而派生出来的观念的新陈代谢。随之是古已有之的绅权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义。后数年预备立宪成为时潮，而后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谘议局；同时是各省绅界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一路撼动天下。在这个过程里，羼入到绅权里去的新义已经愈来愈多。于是，在同光两朝因国家权力的下降而造成疆吏久居天下之重以后，此日的中国已是绅界骎骎乎后来居上，它们既在向疆吏争权，又在向朝廷争权。然而由历史说因果，则这种后来居上正是以内战中地方官扶植绅权为起点，并在数十年绅权累积地伸张中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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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30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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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32 (1)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503—504页，中华书局2000年；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434、448页，中华书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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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34 (2)  《杶庐所闻录　故都闻见录》，第3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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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36 (3)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6—437页；《南柳随笔　续笔》，第171页，中华书局1983年；《思益堂日札》，第76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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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38 (4)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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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40 (5)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47、451、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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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42 (6)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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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44 (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三，《礼部：学校：劝惩优劣》，顺治八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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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46 (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七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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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48 (9)  《清通考》卷六九，《学校考七：直隶乡党之学》，顺治十七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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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50 (10)  《儒林琐记　雨窗消意录》，第116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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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52 (11)  《眉庐丛话》，第2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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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54 (12)  《儒林琐记　雨窗消意录》，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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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56 (13)  《漏网喁鱼集》，第93、140页，中华书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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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58 (14)  《清人说荟》二编，《墨花吟馆感旧怀人诗》，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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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60 (15)  《胡林翼集》（二），第1012页，岳麓书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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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62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2616—2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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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64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4269—4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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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3666 (18)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三，《湖广水师欠饷请广学额折》（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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