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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洋务运动》（六），第424—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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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漏网喁鱼集》，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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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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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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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7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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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2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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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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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清说七种》，《鹂砭轩质言》，第5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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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91、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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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春明梦录》，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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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212、2213、2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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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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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2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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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春冰室野乘》，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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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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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余杭大狱记》，转引自《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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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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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光绪政要》，转引自《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80、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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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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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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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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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疏论“时事”，曾以“肃吏治”为要目而切言“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等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皆补缺无期”。而在京城之外，“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人倍蓰”，道员以及府、厅、州、县和佐杂，常以数十计、数百计、数千计，致“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他用“近年”作时间界限分出过去和现在，以说明此时之官场与顺、康、雍、乾不一样，与嘉、道也不一样。清代二百多年以来皆以科举入仕为常轨，而“捐纳”和被他称作“军功”的保举只能算是异途。但时至此日，由异途所造成的仕路里的“人满为患”，已使京内京外的大衙门和小衙门同在填咽淤塞之中(1) 。对于各立责分的官僚制度来说，这些数目太多的官僚以候补为存在状态，不能不成为一种源源不绝的挤压而使吏治、官常失其界度，从而不能不乱了行之既久的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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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起于朝廷以卖官衔为办法“集赀”，用来济一时之急需。就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说渊源和沿革，则其事最先创行于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因“军饷浩繁”而“度支不继”的过程里(2) 。当时朝廷行卖官筹款，意在事竣即止，并不打算就此立为制度，为仕路另开一途。然而农业经济之下，国赋之所得大体上是一个常数，而朝廷有意轻赋以安天下，则岁入与支出之间多半只能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清代以“永不加赋”为祖宗家法，是因为明代由重征而致河溃鱼烂，天命转移的事实留下了太过直接的教训。然而轻赋同时又限定了国计，于是一旦有兵事、河工、灾荒这一类不在常度之内而又不得不大笔用钱的事，一定会造成这种脆弱的平衡轻易地被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库支绌和计臣束手。而后，在“永不加赋”的家法之外别开一途作罗掘，则这种已经创行的捐纳便成了常被援用的成例。所以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都曾蹱而效之，因事开捐，以济一时之急。然则卖官虽是秽政，其初意犹在国计匮乏而不敢加赋虐民。且因事开捐，是其意中亦知秽政不能没有限度。迨“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之后，“至咸丰初，粤匪继起，蔓延十五、六省，军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3) 。由因事开捐到“大开捐例”和“例遂久开不闭”，是原本被当作“暂行事例”的捐纳在兵事长久的压迫之下从有限度转化为没有限度了。在这个过程里，是道光朝一变，而咸丰朝大变。其间的不同，在于当捐纳仍在限度之中的时候，卖官和收钱都由朝廷一手主持和包揽，但一经失其限度，则各省都可以纷纷立捐局，藩司、粮台、军营都在用“空白部照”办理捐事。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歉”，晋抚曾沿用咸同以来行之已久的成例，专折奏请部颁“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用来“资接济”(4) 。以光绪年间一个省的数目推度咸同年间南北之间的数目，则这种发端于乱世里的做法八方并起，无疑从一开始便在大量地产出朝廷的名器。由于大量产出名器，“虚衔”和“实职”都会跌价，随之而来的是捐例“久开不闭”，同时又与“捐例屡次减成”(5) 相伴于数十年之间，造成了名器多和名器贱。一则记载说咸丰六年（1856）江苏“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廿六、七元，后贱到廿二、三元”，(6) 以此对比雍正时代以“捐纳俊秀监生正项杂费需银将三百金”(7) 为常例，显见得“屡次减成”之后的功名已太过便宜而几乎不成模样。至同治三年（1864），阎敬铭总论“各省减成章程”并“合以筹饷例”，说是“折收”所得“居七成之一”者有之，“居十成之二”者有之，而“无过三成者”。是以当日“由俊秀捐纳知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8) 即可了事。他说的是捐纳实职，以折扣之后的数目作计算，则咸同之后官职之便宜和得官之容易皆从来所未有。开捐而行之以“减成”，本意在于多捐之后可多得入款以助饷事。但捐例既已久开，则用“减成”之法相召引便不能不实现于一减再减和减了又减之中，便宜与容易都因此而来。而与这种便宜和容易相因果的，是本在官场之外的各色人等纷纷取径于捐纳进入了官场之内，时论谓之“自军兴筹饷以来，流品之杂已极矣”(9) 。咸丰十年（1860）署福建布政使的一个士大夫身在流品已杂之中，曾记述过彼时闽省官场里的这种各有来路的各色人等：“候补道陈淮汉，乃广帮茶伙，其弟候补知府陈翀汉，在粤树旗械斗为首，地方查拿逃闽报捐候补；直隶州王于宗，乃省城布铺小伙，市肆无赖者莫不相识”(10) 。按当日的眼光衡量，其间没有一个人是体面的。由此形成的面目各异已是非常离奇，而其中粤省的逃犯能够借助于捐纳一变而为闽省的候补知府则尤属匪夷所思。但流品已杂之后还会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光绪间时人叙述官场社会相，有一节说：“官之岁入，县令尤钜”，山阴人“蒋渊如涎其利久矣，而苦于捐资之钜也，乃与其友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谋之，醵资上捐，得最新花样最优班次之候选知县”，之后“彼此约定，蒋为令、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钱漕、吕为门稿，以免利之外溢”(11) 。朝廷开捐卖官，已是把买卖之道引入了官场，这些人用“醵资”谋利，又彼此“约定”而“分利”，正是在买卖之道应之。比之咸丰朝的闽省人物，其持筹握算的精刻和精细，显然又更典型地反映了捐纳入仕中多数人的理路和心路。这两段文字说的都是地方官场，在“流品之杂”的背后是可以想见的人数之多。而另一段文字说“自癸丑粤逆踞金陵后，江浙人士皆虑故乡非乐土，适捐例减成，遂纷纷就京曹为避地计，且得藉印结费以自给”，则说的是兵火连天之日捐纳转化为逃难，使江浙两省原本要落入难民群里的人们一个一个地变作了都中的京官。据一个自署“桐溪达叟”的士人估计，像这样在内战中避地“捐京职”的人“两省殆不下千数百”(12) 。就京城官界的有限容量而言已是庞庞然一群，而存在于庞庞然一群里的也是品类不齐的各色人等。道光帝晚年与甘肃布政使对话，曾直言“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然后自问：“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而终以“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为叹息(13) 。他并不喜欢捐班，在他之前，康熙帝已在诏书中直言“捐纳之人，岂尽殷实，大约称贷者多，不朘削百姓，则逋负何由而偿”？显见得也不喜欢捐班(14) ；在他之后，光绪帝亲眼见到过旗人纳赀得官而不甚识字者，为之极怒，由此所宣泄的，同样是不喜欢捐班(15) ，然而从康熙到光绪的二个世纪又数十年岁月里，这种不为帝王喜欢的捐班却始终在一茬一茬地不断长出于官场之中，并在19世纪中期之后数目愈来愈多。据后来的一种推算，经咸同而至光绪，拥有“虚衔”和“实职”的中国人里有66％是用捐纳的办法得来的(16) 。与这种比例相对应的，则是数十年里以朝廷之名行于天下的“筹饷事例”、“台防经费事例”、“海防事例”、“郑工事例”、“新海防事例”、“江南筹办防务事例”、“江宁筹饷事例”、“秦晋实官捐”、“顺直善后实官捐”(17) 等等为捐纳昭示理由和原因的名目。与前代相比，这些名目折射了后来数十年里更多的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于是前代的一时用费之缺遂已成了后来的时时用费之缺。随之是“捐输减成漫无限制，劝捐者惟务以减价为招徕，报捐者遂相率以一官为贸易”(18) ，捐例更多，捐班也更多。在清代的制度里，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职官铨选归吏部掌管，于是而有仕途之章程和常序。然而开捐因“经费无所出”而起，则主张大半出自于户部。而一旦开捐成为常例，便不能不是仕途法则随度支而转移。而后是度支已经支配了铨选之日，帝王的意愿也不能不成为一种受限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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