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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第3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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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催调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片》，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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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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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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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吴汝纶尺牍》，第14页，黄山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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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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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洋务运动》（一），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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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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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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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柳弧》，第204页，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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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见闻琐录》，第49页，并《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第1944页，中华书局1980年。光绪十年福建布政使沈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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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右台仙馆笔记》，第76—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清人谈荟》二编，《吴中判牍》，第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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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与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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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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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雨泽愆期”、“山水陡发”、“蝗蝻成灾”、河道“漫口”，以及“台风”、“海潮”、“被雹”、“被雪”频频见于南北之间，使农业中国深深地为天灾所困。其中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并连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面积干旱和连年干旱尤多苦多难。后来的记述概括言之曰：“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1) 。因此，以干支纪事，这一场华北的旱灾便被称为“丁戊奇荒”。而就丙子、丁丑、戊寅而言，山西与河南又属五省之中的“被旱极重”并“灾区袤广”(2) 者，于是以山西与河南相标举，“丁戊奇荒”在当日也曾被称作“晋豫奇荒”和“晋豫大饥”。“奇荒”和“大饥”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场天灾的还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灾”，说的都是旱魃为虐的异乎寻常。与之相映照的，则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国朝二百余年未有”(3) 过的饥饿的酷烈和惨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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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旱情自光绪初元已经出现，《清史纪事本末》说当年“夏四月，京师大旱”(4) 。而后，由“畿辅旱，日色赤”(5) ，而“直（隶）、（山）东久旱”(6) ，“河南旱势更甚于直隶”(7) ，“晋省亢旱”(8) ，“陕（西）、甘（肃）亦复苦旱”(9) ，以及皖北“被旱成灾”(10) ，“川之北亦旱”(11) ，等等，这种四面具旱形成的是一个时间上持续的过程和空间上蔓延的过程。在地貌多样的区域里，被旱的同时还会有“被水”、“被雹”、“被潮”、“被霜”、“被风”(12) ，而它们一经出现，都在使华北的“奇荒”规模变得更大。按照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地方奏报的数目，在这段历史里，直隶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六十三个，山东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二个，河南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八个，山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四个(13) ，陕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六个(14) 。在这些数目字的背后，是19世纪中国由天时主宰农业生产，从而由天时主宰万千人生计的事实。因此，与数目字相对应的，始终是这些地方粮食的极度匮乏和日益匮乏。当日的一则记载说“山西报灾八十二州县，民数五百万”(15) 。这里的“民数”无疑都是饥饿中的人口。另一则记载说豫省“欠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约计河南饥民有数百余万”(16) ，着眼的也是饥饿中的人口。而以纪实为笔法叙述其间的情状，则描画所到往往无复人世景象。陕西同州的地方志曾记录光绪三年（1877）当地的灾情和民生，说是“六月已来，民间葱、蒜、莱菔、黄花根皆以作饭；枣、柿甫结子即食屑，榆不弃粗皮，或造粉饼持卖；桃、杏、柿、桑干叶、油渣、棉子、酸枣、麦、谷、草亦磨为面；槐实、马兰根、干瓜皮即为佳品；苜蓿多冻干且死，乃掘其根并棉花干叶与蓬蒿诸草子及遗根杂煮以食。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严禁乃止。牛马多杀，食鸡、猪、猫、犬殆尽；捕鸠鹊、掘鼠兔；取断烂皮绳、鞋底、废皮浸煮醯糟曲尘，和为粥；或弃瓜蒂菜须尘土中，亦取以啖；绳头、破布、灰炭皆强吞嚼”(17) 。这一段文字具体地枚举了灾区中的男女老少用来充腹延命的东西。而从可以食用的“葱、蒜、莱菔”吃到不可食用的“石面”、“皮绳、鞋底”以及“绳头、破布、灰炭”，又非常明白地写照了久旱笼罩之下充腹延命的一天难于一天和今日不知明日。同一年阎敬铭奉旨稽查山西赈务，并因之而跋涉于乡村社会的底层，他在奏报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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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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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地方志里所记的那些被人取食的植物、动物和矿物，阎敬铭笔下所写的都是人，是一个一个的人和一群一群的人，是苟延残喘的人和已经饿死的人。他们构成的灾区众生相更具体，所以由此显示的深重苦难可以直观而见，并因其直观而见而直接地冲击人心。“目睹惨状”而“夙夜忧惶”，正说明了对于官员的良心而言，这种“周历”无异折磨。其间叙之沉痛的“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是直言天灾面前的人命危浅，有如朝露。而由“统计一省”，推演到丁戊奇荒里的华北五省，则当日留下的历史记述中一见再见的，“饿殍遍地”、“死亡遍野”、“日有路毙”、“涂莩相枕藉”，以及“全家饿死”、“饿死者一半”、“因饥寒而死者指不胜屈”(19) 等等，说的都是因饥饿而消失的人命，其触目惊心之处尤在于死亡的密集程度。这种密集的死亡随天灾而延续，因此这种密集的死亡是一个在数量上不断累积的过程。后来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曾估计这一场旱荒已“毁灭”了“山西省的一半居民”，并使“陕西和河南两省好几百万人沦为饿莩”，因此，在这一片区域里，“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千万人”(20) 。丁丑、戊寅之间马士先后在天津海关和北京的总税务司署里供职，是一个大量阅读过出自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以此为职分的人。所以他所估算的这个数目不会没有一点来历。在咸同两朝发生于东南的十多年内战里，直接和间接地死于兵燹的人口曾累计地达到过二千万(21) 。若以此对照丁戊奇荒在二、三年时间中抹掉了的华北的那么多人口，则就其夺命的猛烈和残酷程度而言，光绪初期的天灾显然要比咸同年间的战争更厉害。因饿致死本是人间之至哀，然而彼时太多的死亡已使同处饿境之中的“灾黎”往往越出常情之外，在熟视以后变得人心一片麻木。时人曾作《丁丑奇荒记》，由“山西无处不旱”而及天灾下的人性失常。其中一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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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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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的河南也多这种因其“惨酷”而“骇人听闻”的事，其间之极端麻木，“甚至割煮亲长之尸，并有生啖者”(23) 。山西、湖南之外，“人食人肉”还见之于丁戊年间陕西的历史记载之中(24) 。在一个久以尚人伦重教化为传统的国度里，这一类事实的一再出现和人所共见，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天崩地坼。戊寅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以儒学的道理衡量，他所说的“大变”正是精神世界里的天崩地坼。因此同一年他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是“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于地狱之变相”(25) 。比之用“菜色”和“鹄面鸠形”说其形相，“地狱之变相”应当更多地反照了久旱里的灾民在饥饿逼迫下发生的人性异常。时当五伦笼罩天下之日，目睹人间变为地狱而身在这个过程之中，不能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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