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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洋务运动》（一），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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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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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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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柳弧》，第204页，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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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见闻琐录》，第49页，并《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第1944页，中华书局1980年。光绪十年福建布政使沈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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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右台仙馆笔记》，第76—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清人谈荟》二编，《吴中判牍》，第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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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与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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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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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雨泽愆期”、“山水陡发”、“蝗蝻成灾”、河道“漫口”，以及“台风”、“海潮”、“被雹”、“被雪”频频见于南北之间，使农业中国深深地为天灾所困。其中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并连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面积干旱和连年干旱尤多苦多难。后来的记述概括言之曰：“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1) 。因此，以干支纪事，这一场华北的旱灾便被称为“丁戊奇荒”。而就丙子、丁丑、戊寅而言，山西与河南又属五省之中的“被旱极重”并“灾区袤广”(2) 者，于是以山西与河南相标举，“丁戊奇荒”在当日也曾被称作“晋豫奇荒”和“晋豫大饥”。“奇荒”和“大饥”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场天灾的还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灾”，说的都是旱魃为虐的异乎寻常。与之相映照的，则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国朝二百余年未有”(3) 过的饥饿的酷烈和惨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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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旱情自光绪初元已经出现，《清史纪事本末》说当年“夏四月，京师大旱”(4) 。而后，由“畿辅旱，日色赤”(5) ，而“直（隶）、（山）东久旱”(6) ，“河南旱势更甚于直隶”(7) ，“晋省亢旱”(8) ，“陕（西）、甘（肃）亦复苦旱”(9) ，以及皖北“被旱成灾”(10) ，“川之北亦旱”(11) ，等等，这种四面具旱形成的是一个时间上持续的过程和空间上蔓延的过程。在地貌多样的区域里，被旱的同时还会有“被水”、“被雹”、“被潮”、“被霜”、“被风”(12) ，而它们一经出现，都在使华北的“奇荒”规模变得更大。按照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地方奏报的数目，在这段历史里，直隶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六十三个，山东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二个，河南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八个，山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四个(13) ，陕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六个(14) 。在这些数目字的背后，是19世纪中国由天时主宰农业生产，从而由天时主宰万千人生计的事实。因此，与数目字相对应的，始终是这些地方粮食的极度匮乏和日益匮乏。当日的一则记载说“山西报灾八十二州县，民数五百万”(15) 。这里的“民数”无疑都是饥饿中的人口。另一则记载说豫省“欠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约计河南饥民有数百余万”(16) ，着眼的也是饥饿中的人口。而以纪实为笔法叙述其间的情状，则描画所到往往无复人世景象。陕西同州的地方志曾记录光绪三年（1877）当地的灾情和民生，说是“六月已来，民间葱、蒜、莱菔、黄花根皆以作饭；枣、柿甫结子即食屑，榆不弃粗皮，或造粉饼持卖；桃、杏、柿、桑干叶、油渣、棉子、酸枣、麦、谷、草亦磨为面；槐实、马兰根、干瓜皮即为佳品；苜蓿多冻干且死，乃掘其根并棉花干叶与蓬蒿诸草子及遗根杂煮以食。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严禁乃止。牛马多杀，食鸡、猪、猫、犬殆尽；捕鸠鹊、掘鼠兔；取断烂皮绳、鞋底、废皮浸煮醯糟曲尘，和为粥；或弃瓜蒂菜须尘土中，亦取以啖；绳头、破布、灰炭皆强吞嚼”(17) 。这一段文字具体地枚举了灾区中的男女老少用来充腹延命的东西。而从可以食用的“葱、蒜、莱菔”吃到不可食用的“石面”、“皮绳、鞋底”以及“绳头、破布、灰炭”，又非常明白地写照了久旱笼罩之下充腹延命的一天难于一天和今日不知明日。同一年阎敬铭奉旨稽查山西赈务，并因之而跋涉于乡村社会的底层，他在奏报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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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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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地方志里所记的那些被人取食的植物、动物和矿物，阎敬铭笔下所写的都是人，是一个一个的人和一群一群的人，是苟延残喘的人和已经饿死的人。他们构成的灾区众生相更具体，所以由此显示的深重苦难可以直观而见，并因其直观而见而直接地冲击人心。“目睹惨状”而“夙夜忧惶”，正说明了对于官员的良心而言，这种“周历”无异折磨。其间叙之沉痛的“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是直言天灾面前的人命危浅，有如朝露。而由“统计一省”，推演到丁戊奇荒里的华北五省，则当日留下的历史记述中一见再见的，“饿殍遍地”、“死亡遍野”、“日有路毙”、“涂莩相枕藉”，以及“全家饿死”、“饿死者一半”、“因饥寒而死者指不胜屈”(19) 等等，说的都是因饥饿而消失的人命，其触目惊心之处尤在于死亡的密集程度。这种密集的死亡随天灾而延续，因此这种密集的死亡是一个在数量上不断累积的过程。后来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曾估计这一场旱荒已“毁灭”了“山西省的一半居民”，并使“陕西和河南两省好几百万人沦为饿莩”，因此，在这一片区域里，“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千万人”(20) 。丁丑、戊寅之间马士先后在天津海关和北京的总税务司署里供职，是一个大量阅读过出自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以此为职分的人。所以他所估算的这个数目不会没有一点来历。在咸同两朝发生于东南的十多年内战里，直接和间接地死于兵燹的人口曾累计地达到过二千万(21) 。若以此对照丁戊奇荒在二、三年时间中抹掉了的华北的那么多人口，则就其夺命的猛烈和残酷程度而言，光绪初期的天灾显然要比咸同年间的战争更厉害。因饿致死本是人间之至哀，然而彼时太多的死亡已使同处饿境之中的“灾黎”往往越出常情之外，在熟视以后变得人心一片麻木。时人曾作《丁丑奇荒记》，由“山西无处不旱”而及天灾下的人性失常。其中一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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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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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的河南也多这种因其“惨酷”而“骇人听闻”的事，其间之极端麻木，“甚至割煮亲长之尸，并有生啖者”(23) 。山西、湖南之外，“人食人肉”还见之于丁戊年间陕西的历史记载之中(24) 。在一个久以尚人伦重教化为传统的国度里，这一类事实的一再出现和人所共见，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天崩地坼。戊寅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以儒学的道理衡量，他所说的“大变”正是精神世界里的天崩地坼。因此同一年他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是“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于地狱之变相”(25) 。比之用“菜色”和“鹄面鸠形”说其形相，“地狱之变相”应当更多地反照了久旱里的灾民在饥饿逼迫下发生的人性异常。时当五伦笼罩天下之日，目睹人间变为地狱而身在这个过程之中，不能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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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灾区“草根木蘖俱尽”之后，在万千人“饿毙”的同时，又会有万千人“鬻妻卖子”和“转徙”于“颠沛流离”之途(26) 。因此，在华北的地方志里，对于丁戊奇荒的历史记忆常常是以“壮者逃，老者死，妇女孩提非鬻之于人，即委之于地”(27) 为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其间的“鬻”和“逃”都与“死”连在一起而同属于一个过程之中。“鬻妻卖子”说的是灾年里的人口已大批量地沦为卖出和买入的东西，以至于当日被灾的地方曾有过“各镇立卖人市”(28) 的场面。发生在那里的每一笔交易一定会伴随着亲情断裂和骨肉离析。其时的记载用“鬻妻卖子”总称这种人口买卖，是一般地以“妇女”与“孩提”相并举而言之，但在更具体一点的历史叙述里，则尤其多见“民鬻妇女”、“避荒鬻妇女者无数”，“变卖妇女，暂资糊口，沿途经过，触目皆然”，以及“奸民贩卖妇女者尤众”(29) ，等等。一个西国传教士因参与直隶南部的“放赈”而得以近观当地的人口买卖，使其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在于“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30) 。作为一种对应，则是同时的南方善士曾专门立章程，以“收恤灾区妇女”和“代赎灾民已卖妇女”，由此所折射的，是这些被“恤”和被“赎”的对象那个时候正在接二连三地绎络南来，并已经汇为引人注目的规模和数量。“南方”之外，见之于当日奏议的还有“贩卖妇女出洋”(31) ，其路程又更加遥远。然则就这一类历史叙述所提供的事实而言，在彼时人口的卖出和买入之中，被“鬻”的多半应当都是妇女。光绪四年（1878），出自西人的一个“饥荒报告”，引用当地“衙门”保存的“登记簿”，计算出“单独在灵丘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32) 这是一个大致的数目，然而却是一个有根据的数目。若由灵丘县推及华北五省的旱荒之区，则丁戊之间由“被出卖”而被“贩运”的女性人口显见得不会是一个小数。而在大量的妇女卷入饥荒年代的人口交易之日，活人便成了非常不值钱的东西。时人说“卖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一二饼易之者”(33) ；又说买妇女“有以粟一斗易人一口者”(34) 。身处于这种斗粟百钱的买入和卖出里，人口犹不如牲口。一旦进入“鬻”来“鬻”去的过程，人是不会被当成人看待的。因此，在“非常巨祲”笼罩之下的华北，苍生苦，妇女尤苦。而当灾区的这部分饥民因被“贩运”而被迁移的时候，同时又有更多的饥民在一群一群地为觅食而离乡背井，并因之而从饥民变成了流民。由此造成的是一种人口的自发移动、不断移动和盲目移动。在当日的奏报里，这种移动常常被称作是“逃亡”和“流亡”。“逃亡”和“流亡”，着眼的都是饥民变成流民而长在无地容身与没有归宿之中。光绪三年（1877）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而后由京师一路入豫。他在呈报到职的奏文里列述沿途所见所闻，其中一节说的便是迎面而来的“豫境”之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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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逃者十百为群，冲犯朔风，相属于道，时有僵踣，问之多半素封。盖历秋及冬，不惟次贫者已成极贫，即不贫者亦成极贫矣。询其逃将何之？亦不能对。劝其各归本籍，又不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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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大半都是哀矜。后一年他再次以流民为题目作奏告，而议论的重心则已移到了“逃者”的前后相继和源源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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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灾之初，不过贫穷下户，本乏盖藏，无以自给，或变卖衣物器具，或拆售房屋瓦木。迨至搜括罄净，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乃未几而中户之家，日食不继，亦复如此矣。又未几而小康殷实之家，坐食山空，皆复如此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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