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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侧闻部库空虚，既不忍屡作发棠之请，遥念邻封支绌，复不敢长为竭泽之求。再四筹思，舍展捐实无他策”(91) 。据当日地方奏报里的数字作总计，自“办理捐输”之后，山西一省由此而得的银子累积已达上千万两(92) 。虽说这些东西一手进来一手出去，进和出之间并没有剩下来的留余，但就账面上的数目作估算，已经比截漕、发帑与协济的总和还要多出不少。这种“官力”不逮开捐的事实以其量化了的对比提供了醒目的说服力，使得久被诟病的捐纳因灾年赈济的“实无他策”而获得了一种合理性。于是“自应及时停止”的东西便成了可以再议的东西(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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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之际帝王和疆吏的“祷雨”、“忧惶”、“自咎”、“竭蹶”和截漕、发帑、协济、开捐都说明：在荒政被当作国家大政的政治传统里，朝廷和地方虽然时时以物力支绌为苦，而意中则皆以官家承当赈济和主持赈灾为法之应有和理之应有。与之相对称的，是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大小官员一个个卷入颠沛之中，成为责任所在的人和劳瘁交集的人。其间的极端，则是大量的地方官员死于责任所在和劳瘁交集。光绪四年曾国荃奏报“在任候补知府绛州直隶州知州陈世纶、同知衔升用直隶州知州赵城县知县刘祥瀚”办理赈务“积劳病故”，并追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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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故员等自上年亢旱以来，朝夕祈祷雨泽，地方既已成灾，周历乡村，逐亩履勘，清查户口，劝捐筹赈。凡属可以救民之事，莫不竭力尽心，茹苦忍饥，冲风冒雪，精神因之消耗。今年疫气流行，该员等不避艰难，驰逐郊关，因而染病，卧床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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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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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在大祲之年里维持了赈济的全局，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贯穿的百端支绌，既显示了荒政作为一种传统的延续，又显示了这种延续里“官力”的步步竭蹶。然而与18世纪相比，在丁戊之际的中国，灾荒和赈灾所牵动的已不仅仅是“官力”。当华北的大旱沿自下而上的奏报惊动朝廷的时候，发刊于东南的《申报》以及西国教会的通讯和报告，已经在奏折和诏书之外自成一种播送的路径，将“迩来天灾迭见，秦燕晋豫饥馑相仍”(105) 的种种景象非常具体地传到远离华北的地方。由于这种传播与丁戊奇荒相始终，因此，在传播所到的地方，灾区和饥民便始终处于万千人瞩目之中，并以其苦难唤出人心中的“怦怦不能自己者”(106) 。于是传播的过程又很容易转化为社会动员的过程。与这种文字影响人心同时发生而且相互牵结的，是当日被称作“南中”的江浙一带“义捐”和“义赈”应声而起，在“官力”之外别立样式，并沿“官力”之外的途径源源不绝地介入了对于华北灾区和饥民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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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的地方社会推重“藉众力以周众贫”，本自久有施济的传统。但传统的施济大半都由士人作主导，而以各自的乡土为各自的范围(107) ，至丁戊前后，则筹办义赈的策动者和主持者已多出自商界中人。被李鸿章称作“首倡义赈”的常州人李金镛曾说：光绪二年（1876）“江北旱灾”，难民纷纷南下。“仆既备寒衣赈给之，复念少壮者可来就食，老弱必至坐毙，因赴沪上谋于江君云泉、胡君雪岩、周君味六、顾君容斋，具有同心，各输巨款，特苦无人往办。仆与金君少愚慨然身任，并邀袁子鹏、秦暐斋、庄小山、杨殿臣、朱寿崖、严敏斋诸君星速就道。时适唐君景星亦有此议，倩瞿君星五同往”(108) 。他因叙述当日的赈事而列举了一连串姓名，其间之有力者，皆出自江南社会由商而绅的那个群类之中。这里的“江北”是指地属江苏的“徐海一带”，与江南社会相距不算太远。但由此形成的商界人物因赈济而集聚，以及他们在“官赈”之外自筹之而自赈之的样式则是一种可久可远的东西。因此，在随后而来的“（光绪）三年四年直东晋豫大饥”里，其时被统称作“南绅”的人们便移用前一年的做法，沿着这种自立的样式八方集款并“分道往赈”(109) ，越过关山阻隔而走得很远，在华北诸省与江南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联系。与光绪二年（1877）“江北旱灾”之日比，丁戊年间的义赈所对应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都大了许多。显见得依靠私人之间的交谊来维持这种长时间和大范围的义赈已经不足应付，而后是商绅群集的上海先后出现“公济同人会”、“协赈公所”那样专办赈务的机构。这一类机构提供了一种维系群体的章法，同时其面向社会的自觉也使原本发起于个人的赈济事业获得了更多的公共性质。管理这种机构的经元善遂因之而成了丁戊年间上海义赈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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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中人倡义赈，其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道理都取自于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郑观应作《上海筹赈公所劝募河南、山西义赈公启》，即引“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天经地义，又以“大富贵必从阴骘中来”(110) 动人之心，经元善作《急劝四省赈捐启》，而通篇之中的理路全在“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和“善恶报应，一定之理”(111)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道理已传承千年而为人人都懂和人人都信，因此，也只有这些道理才能够入人之耳并且入人之心。与之相对称的，是江南社会中旧有的“果育堂”一类以慈善济世的民间组织因其理路相通而可以自为榫接，遂从一开始便成为义赈依托的起点并且始终成为义赈中的部分。因此，就这一面而言，江南社会所发起的义赈里显然内含着一种历史的延续。但作为长时间而且大范围的施济，与长时间和大范围相表里的，是丁戊年的义赈不能不随饥荒之所在而远走，既“不择地”，又“不择人”。比之乡土界域中的以远近辨亲疏，这种不分等差已是越出了前代行周济的常轨。而隔着遥远的距离向华北诸省施济的江南社会，其实主要是江南的城市社会。其间上海的商界中人立“协赈公所”之后，苏州、杭州、镇江的商界中人次第从而效之，各立同类机构“欲纠沪上合志联镳”(112) 。“合”和“联”都在把事情做大，而由此派生与蔓延，先后因赈事而同上海相串连的还有松江、金陵、绍兴、宁波、嘉兴、钱塘、慈溪、福州、九江、安庆、汉口、烟台(113) ，等等。大半都属当日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以规模而论，已是史无前例。据后来的一则记载大略概括，这场义赈前后累计共集“百十万之银”(114) 。就彼时灾区进和出的总量而言，以“百十万之银”分赈数省，本不能算是一个支配全局的数目，但作为大规模的社会活动，这个过程自始便由商界中人作主导，并以工商所在的城市为义赈的中心，则非常明白地说明：与士而绅者比，商而绅者握有和筹集的物力都更多。因此，时至19世纪后期，本在农业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藉众力以周众贫”之事，其重心已在移向初起的工商社会一面。这种变化先起于丁戊之际的江南，后来的岁月里则会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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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社会的义赈显示了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传统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变化。同一个时间里，还有远来的西方人直接进入华北施赈济，“确实访察，酌量给予，以救民生”(115) 。他们的活动既不在朝廷和地方的“官力”之内，又不在民间社会的“合志联镳”之内。这种做法另辟一路，无疑显示了发生在丁戊年间救荒过程里的更多的变化。西人介入中国的赈灾，主体是传教士介入中国的赈灾。这些人越出口岸之外穿走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和深处，遂非常自然地成为西方人里最早而且最切近地目睹天灾、饥饿和死亡的人。彼时正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身处饥民四围之中，曾经以上帝的名义在青州散发过“救济金”，之后便一路走入赈灾的局中。他后来追叙自己在丁丑前一年的夏天写信给“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James Thomas）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这种报告是入华的西方人写给入华的西方人看的，于是华北的天灾和饥饿经由西国文字的“描述”而不断传入了口岸的西人社会。在那时候的中国，这样的报告不会仅仅出自一人和出自一处。随这些报告而来的，是“不同的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116) ，以从事于在口岸社会的西人中和远隔重洋的西方世界里筹集捐款。其间上海的救灾委员会最初以山东赈灾委员会为名称，应当同李提摩太的报告更多一点因果和关联，所以次年这个委员会集款赈济山西，借重的便是这个在山东获得了阅历和经验的牧师(117) 。而后是以传教为事业的李提摩太因其奔走救饥的风尘劳苦而成了“西国助赈”的典型和代表。当日中国人叙述这一段情节，印象深刻的也是传教士。一则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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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直东荒旱，民不聊生，惟东省尤甚。英国郝牧师、花牧师于本年九月间，往山东等处宣讲福音，亲乐陵、阳信各处。居民困颠，连日不举火者半，日食一餐者半，且树叶、树皮民悉食尽。牧师目睹时艰，焦灼五内，因函致北京、上洋各处西友，凡牧师之知己靡不达知。西友皆慨然相助，以恤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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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则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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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各省荒旱，惟普［晋］、豫二省其苦异常，饿殍之人，不止过半。虽各处筹捐，赈款不为不巨，无奈广地广人稠，按口分给，实杯水车薪。幸赖西国教牧将此情函致通商各口，已得数万金，前赴晋、豫二省助赈。(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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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说明：丁戊奇荒改变了华北的生存状态，从而改变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这个独特空间里的人际往来与人际关系。“目睹时艰，焦灼五内”，说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同情与仁心，而这八个字出自中国人的笔下，又表达了对西方人的一种认知和理解。李提摩太后来说：“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二十万两”。其中的十二万两由他主持在山西发放，剩余的分作两部分，分别由天津关道盛宣怀、“海关的布德（Budd）”以及“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发放(119) 。比之他在山东分发的那些碎银子，“二十万两”已属“西国助赈”中的大头。然而以此为幅度计总数，则西人筹集的赈款显然既不能及朝廷截漕、发帑、协济、开捐提供的上千万两，复不能及江南义赈所得的“百十万”两。但这些来自欧西和口岸的赈款却不仅是一堆银子，而且是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显示的，是19世纪后期发生于中国社会里的不宁和动荡已为中国之外的世界引入观照之内，并正在直接引出那个世界的反应。而这些银子经由西国传教士散入饥民群中的过程，又是西国传教士在众目睽睽之下劳心劳力的过程。其间时疫由天灾而起，则因救灾而触时疫的事便常常发生。西人有一段记述为当日写实，曾说“那种病已经带走了天津的好几位优秀传教士”，又说美国长老会的阿尔伯特·瓦尔廷（Albert Whiting）赴山西施赈济，“刚到太原”便染疾而死，“成了热病的牺牲品”(120) 。这些人虽是彼族，而以民间社会的眼光判断，则与身当赈务“劳瘁”而死的地方官可以同归一类。因此，在长江流域群起的反洋教正此落彼起之日，同时的华北却出现过山东的灾民给美国传教士送万民伞；山西的灾民要把英国传教士的相片供到庙里的事(121) 。南北之间的这种差异，以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内容表现了中西交冲里的曲折和复杂。而《申报》表彰“西国助赈”，常常会引西人之法则比官界的颟顸(122) ，由此引出来的议论和思考又属更深一层的历史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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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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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碑传合集》三，第2518页，上海书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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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德宗实录》卷七十八；《录副档》光绪五年三月初三日李鹤年、涂宗瀛片。转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92、39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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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71页，岳麓书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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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史纪事本末》第39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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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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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98页，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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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蒿焘日记》第三卷，第40页，岳麓书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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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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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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