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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经元善集》，前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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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申报》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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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津门杂记 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第40—4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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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82、89—90、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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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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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津门杂记 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第40页，文中“地”前衍一“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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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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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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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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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申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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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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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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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作为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列国的公使入驻北京，领事各居口岸，而其间的纵向勾连和横向勾连又自成一套二千年岁月里从来没有过的规矩和章法。这些人都是来自西方那个世界的国家代表，并因之而都以同中国政府作直接的交涉和执着的纠结为自己的责分。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不能用前代的“藩属”与“贡使”相比类的中外交往，又是一种中国人在久拒之后不得不接受的中外交往。而后，作为被交涉和交往的一方，晚清中国的政府体制之中不得不先后蘖生出种种古所未有的机构与职司，以此与西人的规矩和章法一面相对应一面相对等。在这个被动的过程里，原本名目不清的“抚夷局”(1) 蝉蜕而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是道光朝已有的“五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咸同之际的“南洋大臣”，以及咸丰十年（1860）设立的“三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同治九年（1870）的“北洋大臣”。在口岸所在的地方，则由海关道身当中西折冲，以“通省交涉洋务事件，统归关道管理”为其立职分(2) 。这一类新出现的机构和职司以“办理外国事务”(3) 为要旨，在传统政治的吏治民生之外已别成一路。它们因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产生，又因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出没纵横”而越来越膨胀地凸出于当日的时政之中。在同光两朝里，逸出口岸的洋人纷纷走向内地，随后是远离海岸的地方也须得“办理外国事务”。彼时安徽巡抚裕禄“于安庆省城设立洋务总局”，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先后自立“教案局”、“洋务局”，皆同属此类，都是在用全副精神应对“各国使命所历，几遍天下”的无远弗届(4) 。于是，在两次民族战争之后，中外之间的往来和交际遂日积日久地成了时务中的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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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初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与西人觌面相接，折冲尊俎之日，西方人已经从刚刚缔结的条约里获得了种种谋之既久的权益，就当日西国的孜孜以求而言，其间的重心所系，除了教务之外大半都是商业利益，作为西国中强有力者的英国尤其如此。然而条约权益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东西，就贸易的本义而言，这种纸面上的权益要转化为实际的商业利益和长远的商业利益，是一个只能在中国实现，并只能借助于中国政府的合作而实现的过程。是以早在英法联军北上的前夕，英国政府已作成“对华政策的备忘录”，思之透彻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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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阻隔、财富的减少、工业的摧残，以及一切限制生产和消费的力量的灾害是不会不和中华帝国的瓦解和各省的离携偕以俱来的。无论就我国对中国的出口而言，或就我国的茶叶进口而言，这种后果对英国都最为有害，因为一者为收入的渊源，一者为生活必需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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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的英国军队已经在中国动武并且还在准备放手起衅，而以利益计，则英国政府又非常理性地知道，在自己与对手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能用好恶作转移的依存。比之其他西方国家，英国所占对华贸易的比重最大，也于此最为自觉。因此八年之后，西人正戮力于实现自己的条约权益，而其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Alcock，Sir-Rutherford）论述中英关系，贯穿于轻重主次之间的仍然是同一个理路：“把中国弄得混乱一团，也许是合乎法国利益的”，因为“它在中国没有现行的或预期中的重大贸易”。然而英国人以通商为大利之所在，则期待的不是一个无序的乱世。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用这种利益化为道理来作推断，则“要想作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是宽容政策以及逐渐的改革”(6) 。在相近的时间里，美国政府训令来华使节，说的是“我们到那里去从事于贸易”。(7) 以此为明示之辞，其关怀所在和主旨所在也是生意。由此引申，他们同样是在利益化为道理之中。因此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Seward）在那个时候主张对华“协商和合作”(8) ，与英国人阿礼国意中的“宽容政策”显然是同出一个源头。这种“协商”和“宽容”曾被称作“合作政策”，“宽容”、“协商”和“合作”皆是美名，而后来的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则非常准确地视之为“对中国贸易和利害关系最切的两个大国，完全从本国自私的立场”推论出来的东西(9) 。在19世纪中期的中外交往里，英国是西方世界中的举足轻重者。他们的意愿与美国人合为共鸣，并一度得到了俄国和法国驻华使节的应和(10) ，而后，自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创巨痛深的中国政府和武力致胜的西方政府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各有怀抱的和平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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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开始于内战之中。后期主持太平天国军务的李秀成兵败被俘之后作“自述”，其中多处追叙在苏南与“鬼兵”打仗而一挫再挫的经历，言之极愤。他所说的“鬼兵”便是上海附近与淮军协同作战的西人兵队。除了这种介入了内战的“鬼兵”之外，同一个时段里还有开始于上海的中外共管海关和西人代收洋税。由此延伸，便产生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里的第十款，其中的要旨，是“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11) 。而后，外籍税务司制度遂长久地存在于晚清中国的海关之中而成了不可移易的东西。与二十多年之前相比，中西之间都在变化。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称作“合作政策”的含义，中国人的奏折是用“中外相安”来表达的。然而就中国一面而言，“中外相安”始终是与“卧薪尝胆”连在一起的(12) 。曾国藩曾非常典型地把这种意思概括为“仇不可忘，志不可懈，衅端不可轻开”(13) 。因此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中国人更多的是着眼于“外洋有独擅之利器而不思自秘其长”的事实(14) 。而从这里引出“幸而商贾往来，交际方洽，彼既恃其所长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于我”(15) 之想，则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中西之间的各有筹算。在借法与自强连为一体的时代里，中外交往首先会被谋求自强的中国人当作取法和借法的路径。而取法和借法都以法由人传为起点，所以其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来自西方的技师、工匠、兵头、文员为中国政府所雇用，进入了中国人正在开始的以自强为愿想的种种新事业之中，从而进入了由这个过程所催生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变迁之中。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奏报江南制造局情形，曾用一段文字特为列述“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稗制造之书，详细译出”(16) ，意存一番赞赏。同他相比，李鸿章督管制造和兵械的时间更久而且场面更大，因此在他的奏疏里和批牍里便会更多地见到“洋匠未士科”、“洋匠施德林”、“洋教习英国人施爵尔”、“德国克虏伯厂派来中华照料炮械总兵福合尔”、“电报教习丹国人克纶西”、“管驾利运轮船英国人摩顿”、“德国教习沙尔富”(17) 一类异色异样的名目与来路各不相同的西方人。就当日效西法的规模而言，在这些外国名字的后面，显然还有着更多见不到名字的外国人。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先后出现在历任船政大臣章奏之中的“监工贝锦达”、“匠首布爱德”、“洋教习嘉乐尔”、“帮办洋员斯恭塞格”，以及“拉铜匠曰赫莫拉”、“洋铁匠曰墨士勃日”、“洋员匠古都阿、苏法热、嘉部勒、克勒涅、河贝顺”(18) 等等，他们代表了一群为中国造轮船并且在中国造轮船的西方人。虽说彼时的中外交往里工匠一类都身在底层与边沿，但在中国人造船造炮的过程中，他们却都是最直接的参预者和最具体的参预者。他们在产出器物的同时还留下了技艺，因此这种具体和直接都是不容易被湮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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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之外，同治初年开始于天津并推广到“南省”的仿西法挑练兵丁，曾经在“自强之术，练兵为先”(19) 的名义下延续多年。为这个过程开先河的天津以洋人作教头，演西式兵操，学洋枪洋炮，主其事的崇厚专门借用“英国总兵斯得弗力”、“英国统教官副将海格”、“总教官葛奈白格里”(20) 以次的各式兵官为提调，由此立为一时样式。随后广东、福建、湖北、山东等地皆先后效法，各聘英国、法国、德国之武弃兵目为军中之教习(21) ，引入了许多西方人。其中的异乎寻常，是本在汉口做生意的“英商麦士尼为能”先被请到四川兵营教枪炮，后来随军“援黔”，又在贵州“教习开花洋炮”，并因此而致两地大吏交章请奖(22) ，成了同一类人中的阅历丰富者。以后来的历史作比较，这种用西法教练旗兵和营兵的功夫其实并没有达到初时的预想。然而，由此形成的一段独特的中外交往，以及众多的中国人在这段交往里变其传闻之知为切近之知的经历，却曾经是当日真实地存在过的历史。练兵发生在战场之外，而在练兵的同时，同治年间的苏南战场上已经有西方人以个体身分直接“投效”淮军，并且一路随营作战(23) 。比之借西人的兵头充当教官，显然已是另成一种中外之间的交往方式。在这些场合里，来到中国人中间的大半都是西方的军人。但其时中国人求自强的事业并不仅止于制器与练兵，因此军人之外还会有文人。北京城里的同文馆以“外国语言文字”为起点，而后深入一层，由“中国议欲讲求制造、机器诸法”而推及“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24) 。在这些道理的引导之下，同光两朝先后共有四十多个外国人成了同文馆里的洋教习(25) 。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自传教士，而传授的则是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天文、医学、兵法、翻译、格物、化学等等，题目都不在教义之内。其中最著名的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不单做过教习和总教习，而且为中国人译出了可以致用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在那个时候，北京同文馆之外，还有广东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后来又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医治学堂以及台湾西学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等(26) ，大半都是沿着“以西士为先导”的宗旨而自期于为中国作育人才的场所。其间用洋人作教习的数目应当会更多。随后是这一类以文化与知识为本业的西方人日多一日地进入了中外交往之中，与之俱来的，则是他们带入的文化与知识在逐层累积的过程里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眼界、思想和社会。当同文馆开始引进洋教习的时候，更早地雇用了洋员的中国海关正在被一步步地移到洋员的管理之下。相比于制器、练兵和同文馆、广方言馆延请来的工匠、兵头与教习之各处客位，海关雇用的洋员则从一开始就身在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之内，并由此而成了可以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外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他们也由此而成了非常独特的外国人。由于洋员的管理是一种西式管理，所以洋员的管理曾导致了中国海关制度脱胎换骨的变化。时人论之曰：“及赫德为总税务司，将任用税务司之权归于总税务司，监督不能去取。各口监督又因随时换任，情形不熟，多有将税务事宜专委之于税务司者，因而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27) 这些话从海关监督与税务司之间的此消彼长着眼，以雇来的西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坐大为异样，其不能受用是非常明白的。但在同一个过程里，脱胎换骨的变化又筑成了一种富有效率的海关制度，并因之而能够以其不断增长的关税年复一年地为中国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而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28) 。比之由文字作表达的非议，用银子计量的洋税化为岁入显然会更有说服力。所以，这种西式的海关制度最终融入了晚清国家制度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一个一个增设的新关从沿海沿江一路直入，被带到了内地和边城。与此同时则是受雇用的洋人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多。在这种延展和增多的过程里，作为个人的海关洋员会与中国人相互往还于洋务和时务之中，由相识而相熟之后，其中还会有沿着这种往还更深一层地进入中国人的世界者。例如本是浙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后来随左宗棠入闽，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人和船政局里的“监督”。在他之后，还有供职于总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受李鸿章指派入轮船招商局，在两年时间里“协助总、会办处理外务，包括该局的外籍雇员和与该局有联系的洋行”(29) 。同海关税务相比，福州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里的事，都更直接地连结着中国人意中的自强和富强。因此在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眼里，日意格与马士显然都是可以另眼相看的外国人。然而就日意格和马士而言，他们之能够与中国人的洋务由远而近并深入其中，却是以海关为源头而一脉推衍过来的。在海关之外，当日还有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毕德格（Pethick，William N.）受聘作李鸿章的翻译和顾问(30) 。从领事馆一步走到北洋大臣的幕府里，其间越过的距离无疑比日意格和马士又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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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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