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74280 (122)  《申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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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285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706873059]

1706874286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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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288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70687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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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291 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作为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列国的公使入驻北京，领事各居口岸，而其间的纵向勾连和横向勾连又自成一套二千年岁月里从来没有过的规矩和章法。这些人都是来自西方那个世界的国家代表，并因之而都以同中国政府作直接的交涉和执着的纠结为自己的责分。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不能用前代的“藩属”与“贡使”相比类的中外交往，又是一种中国人在久拒之后不得不接受的中外交往。而后，作为被交涉和交往的一方，晚清中国的政府体制之中不得不先后蘖生出种种古所未有的机构与职司，以此与西人的规矩和章法一面相对应一面相对等。在这个被动的过程里，原本名目不清的“抚夷局”(1) 蝉蜕而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是道光朝已有的“五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咸同之际的“南洋大臣”，以及咸丰十年（1860）设立的“三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同治九年（1870）的“北洋大臣”。在口岸所在的地方，则由海关道身当中西折冲，以“通省交涉洋务事件，统归关道管理”为其立职分(2) 。这一类新出现的机构和职司以“办理外国事务”(3) 为要旨，在传统政治的吏治民生之外已别成一路。它们因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产生，又因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出没纵横”而越来越膨胀地凸出于当日的时政之中。在同光两朝里，逸出口岸的洋人纷纷走向内地，随后是远离海岸的地方也须得“办理外国事务”。彼时安徽巡抚裕禄“于安庆省城设立洋务总局”，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先后自立“教案局”、“洋务局”，皆同属此类，都是在用全副精神应对“各国使命所历，几遍天下”的无远弗届(4) 。于是，在两次民族战争之后，中外之间的往来和交际遂日积日久地成了时务中的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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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293 当中国人初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与西人觌面相接，折冲尊俎之日，西方人已经从刚刚缔结的条约里获得了种种谋之既久的权益，就当日西国的孜孜以求而言，其间的重心所系，除了教务之外大半都是商业利益，作为西国中强有力者的英国尤其如此。然而条约权益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东西，就贸易的本义而言，这种纸面上的权益要转化为实际的商业利益和长远的商业利益，是一个只能在中国实现，并只能借助于中国政府的合作而实现的过程。是以早在英法联军北上的前夕，英国政府已作成“对华政策的备忘录”，思之透彻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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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295 交通的阻隔、财富的减少、工业的摧残，以及一切限制生产和消费的力量的灾害是不会不和中华帝国的瓦解和各省的离携偕以俱来的。无论就我国对中国的出口而言，或就我国的茶叶进口而言，这种后果对英国都最为有害，因为一者为收入的渊源，一者为生活必需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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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299 当日的英国军队已经在中国动武并且还在准备放手起衅，而以利益计，则英国政府又非常理性地知道，在自己与对手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能用好恶作转移的依存。比之其他西方国家，英国所占对华贸易的比重最大，也于此最为自觉。因此八年之后，西人正戮力于实现自己的条约权益，而其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Alcock，Sir-Rutherford）论述中英关系，贯穿于轻重主次之间的仍然是同一个理路：“把中国弄得混乱一团，也许是合乎法国利益的”，因为“它在中国没有现行的或预期中的重大贸易”。然而英国人以通商为大利之所在，则期待的不是一个无序的乱世。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用这种利益化为道理来作推断，则“要想作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是宽容政策以及逐渐的改革”(6) 。在相近的时间里，美国政府训令来华使节，说的是“我们到那里去从事于贸易”。(7) 以此为明示之辞，其关怀所在和主旨所在也是生意。由此引申，他们同样是在利益化为道理之中。因此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Seward）在那个时候主张对华“协商和合作”(8) ，与英国人阿礼国意中的“宽容政策”显然是同出一个源头。这种“协商”和“宽容”曾被称作“合作政策”，“宽容”、“协商”和“合作”皆是美名，而后来的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则非常准确地视之为“对中国贸易和利害关系最切的两个大国，完全从本国自私的立场”推论出来的东西(9) 。在19世纪中期的中外交往里，英国是西方世界中的举足轻重者。他们的意愿与美国人合为共鸣，并一度得到了俄国和法国驻华使节的应和(10) ，而后，自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创巨痛深的中国政府和武力致胜的西方政府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各有怀抱的和平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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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01 这种合作开始于内战之中。后期主持太平天国军务的李秀成兵败被俘之后作“自述”，其中多处追叙在苏南与“鬼兵”打仗而一挫再挫的经历，言之极愤。他所说的“鬼兵”便是上海附近与淮军协同作战的西人兵队。除了这种介入了内战的“鬼兵”之外，同一个时段里还有开始于上海的中外共管海关和西人代收洋税。由此延伸，便产生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里的第十款，其中的要旨，是“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11) 。而后，外籍税务司制度遂长久地存在于晚清中国的海关之中而成了不可移易的东西。与二十多年之前相比，中西之间都在变化。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称作“合作政策”的含义，中国人的奏折是用“中外相安”来表达的。然而就中国一面而言，“中外相安”始终是与“卧薪尝胆”连在一起的(12) 。曾国藩曾非常典型地把这种意思概括为“仇不可忘，志不可懈，衅端不可轻开”(13) 。因此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中国人更多的是着眼于“外洋有独擅之利器而不思自秘其长”的事实(14) 。而从这里引出“幸而商贾往来，交际方洽，彼既恃其所长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于我”(15) 之想，则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中西之间的各有筹算。在借法与自强连为一体的时代里，中外交往首先会被谋求自强的中国人当作取法和借法的路径。而取法和借法都以法由人传为起点，所以其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来自西方的技师、工匠、兵头、文员为中国政府所雇用，进入了中国人正在开始的以自强为愿想的种种新事业之中，从而进入了由这个过程所催生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变迁之中。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奏报江南制造局情形，曾用一段文字特为列述“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稗制造之书，详细译出”(16) ，意存一番赞赏。同他相比，李鸿章督管制造和兵械的时间更久而且场面更大，因此在他的奏疏里和批牍里便会更多地见到“洋匠未士科”、“洋匠施德林”、“洋教习英国人施爵尔”、“德国克虏伯厂派来中华照料炮械总兵福合尔”、“电报教习丹国人克纶西”、“管驾利运轮船英国人摩顿”、“德国教习沙尔富”(17) 一类异色异样的名目与来路各不相同的西方人。就当日效西法的规模而言，在这些外国名字的后面，显然还有着更多见不到名字的外国人。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先后出现在历任船政大臣章奏之中的“监工贝锦达”、“匠首布爱德”、“洋教习嘉乐尔”、“帮办洋员斯恭塞格”，以及“拉铜匠曰赫莫拉”、“洋铁匠曰墨士勃日”、“洋员匠古都阿、苏法热、嘉部勒、克勒涅、河贝顺”(18) 等等，他们代表了一群为中国造轮船并且在中国造轮船的西方人。虽说彼时的中外交往里工匠一类都身在底层与边沿，但在中国人造船造炮的过程中，他们却都是最直接的参预者和最具体的参预者。他们在产出器物的同时还留下了技艺，因此这种具体和直接都是不容易被湮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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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03 制器之外，同治初年开始于天津并推广到“南省”的仿西法挑练兵丁，曾经在“自强之术，练兵为先”(19) 的名义下延续多年。为这个过程开先河的天津以洋人作教头，演西式兵操，学洋枪洋炮，主其事的崇厚专门借用“英国总兵斯得弗力”、“英国统教官副将海格”、“总教官葛奈白格里”(20) 以次的各式兵官为提调，由此立为一时样式。随后广东、福建、湖北、山东等地皆先后效法，各聘英国、法国、德国之武弃兵目为军中之教习(21) ，引入了许多西方人。其中的异乎寻常，是本在汉口做生意的“英商麦士尼为能”先被请到四川兵营教枪炮，后来随军“援黔”，又在贵州“教习开花洋炮”，并因此而致两地大吏交章请奖(22) ，成了同一类人中的阅历丰富者。以后来的历史作比较，这种用西法教练旗兵和营兵的功夫其实并没有达到初时的预想。然而，由此形成的一段独特的中外交往，以及众多的中国人在这段交往里变其传闻之知为切近之知的经历，却曾经是当日真实地存在过的历史。练兵发生在战场之外，而在练兵的同时，同治年间的苏南战场上已经有西方人以个体身分直接“投效”淮军，并且一路随营作战(23) 。比之借西人的兵头充当教官，显然已是另成一种中外之间的交往方式。在这些场合里，来到中国人中间的大半都是西方的军人。但其时中国人求自强的事业并不仅止于制器与练兵，因此军人之外还会有文人。北京城里的同文馆以“外国语言文字”为起点，而后深入一层，由“中国议欲讲求制造、机器诸法”而推及“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24) 。在这些道理的引导之下，同光两朝先后共有四十多个外国人成了同文馆里的洋教习(25) 。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自传教士，而传授的则是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天文、医学、兵法、翻译、格物、化学等等，题目都不在教义之内。其中最著名的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不单做过教习和总教习，而且为中国人译出了可以致用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在那个时候，北京同文馆之外，还有广东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后来又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医治学堂以及台湾西学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等(26) ，大半都是沿着“以西士为先导”的宗旨而自期于为中国作育人才的场所。其间用洋人作教习的数目应当会更多。随后是这一类以文化与知识为本业的西方人日多一日地进入了中外交往之中，与之俱来的，则是他们带入的文化与知识在逐层累积的过程里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眼界、思想和社会。当同文馆开始引进洋教习的时候，更早地雇用了洋员的中国海关正在被一步步地移到洋员的管理之下。相比于制器、练兵和同文馆、广方言馆延请来的工匠、兵头与教习之各处客位，海关雇用的洋员则从一开始就身在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之内，并由此而成了可以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外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他们也由此而成了非常独特的外国人。由于洋员的管理是一种西式管理，所以洋员的管理曾导致了中国海关制度脱胎换骨的变化。时人论之曰：“及赫德为总税务司，将任用税务司之权归于总税务司，监督不能去取。各口监督又因随时换任，情形不熟，多有将税务事宜专委之于税务司者，因而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27) 这些话从海关监督与税务司之间的此消彼长着眼，以雇来的西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坐大为异样，其不能受用是非常明白的。但在同一个过程里，脱胎换骨的变化又筑成了一种富有效率的海关制度，并因之而能够以其不断增长的关税年复一年地为中国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而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28) 。比之由文字作表达的非议，用银子计量的洋税化为岁入显然会更有说服力。所以，这种西式的海关制度最终融入了晚清国家制度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一个一个增设的新关从沿海沿江一路直入，被带到了内地和边城。与此同时则是受雇用的洋人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多。在这种延展和增多的过程里，作为个人的海关洋员会与中国人相互往还于洋务和时务之中，由相识而相熟之后，其中还会有沿着这种往还更深一层地进入中国人的世界者。例如本是浙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后来随左宗棠入闽，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人和船政局里的“监督”。在他之后，还有供职于总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受李鸿章指派入轮船招商局，在两年时间里“协助总、会办处理外务，包括该局的外籍雇员和与该局有联系的洋行”(29) 。同海关税务相比，福州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里的事，都更直接地连结着中国人意中的自强和富强。因此在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眼里，日意格与马士显然都是可以另眼相看的外国人。然而就日意格和马士而言，他们之能够与中国人的洋务由远而近并深入其中，却是以海关为源头而一脉推衍过来的。在海关之外，当日还有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毕德格（Pethick，William N.）受聘作李鸿章的翻译和顾问(30) 。从领事馆一步走到北洋大臣的幕府里，其间越过的距离无疑比日意格和马士又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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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09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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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11 众多的西方人因被雇用而与中国的人和事发生了联结，但作为具体的个人，他们之间又常常显得非常不同。沈葆桢作船政大臣之日，已熟知闽局的洋员里“负气凌人”者与“实心实力”者各成一类(42) 。后来张荫桓记叙在天津做教习的德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纵酒任性，至于诋赖”，然后以“徒受虚声之无益”为叹(43) 。“凌人”、“任性”、“诋赖”当然都不会讨人喜欢。而其中最出格的，要算是英国人李泰国。他以总税务司的身份受总理衙门之托到欧洲购买船炮，结果是船炮之外，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不容易调度和节制的“英国总兵阿思本”，以及以他为“总统”的六百余名操船操炮的“弁兵”。其间李泰国以一己之独断“代中国与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条”，皆以李泰国指挥阿思本为要旨(44) 。这些不在料想之中的东西造成了一种被奕訢比作“太阿倒持”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所要的船遂成了当时人笔下的“李泰国霸踞之船”(45) 。此事最后由中国一方的破财以“撤退轮船”为了结，而李泰国也因其“狂妄”、“桀骜”、“刁诈”和“野性难驯”而换来中国人意在“驱逐”的“革退”(46) ，并就此退出了中西之间的交往。在当日与中国人共事的西方人里，李泰国的出格和独断，都是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和傲兀自用。他“一味过分地依仗英国公使，动不动就用公使不高兴来吓唬他们（总署官员）。他对他们说，他丝毫也不相信他们，而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信任他——毫不置疑地信任他”(47) 。他接受了中国的职事和俸禄，但在精神上又始终与中国人的世界相隔窎远而不屑沟通。两者之间的不相榫合，使他最终不能不成了一个失败者。但李泰国之外，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还有过被中国人称作“勤劳懋著”(48) 的西方人。以中国文化作背景，则“勤劳懋著”不仅评估了这些洋员的技艺，而且评估了这些洋员的德性。他们不同于李泰国的地方在于用心和敬业，以及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人并由此而深度地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中国人的事务之中。同治六年（1867）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为接受中国政府的委用而向美国政府辞职，成了奉旨出使“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49) ，正是这样一种自愿的卷入。在此后的二年多时间里，他领着使团先到美国、后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北欧诸国和俄国，一路远行，一路演说，用热切而且浪漫的乐观主义对北美和欧洲的听众宣述“这个伟大民族”正在发生的进步，并向整个西方世界呼唤对于中国的“公平合理”(50) 。这些描述中国的演说未必都有细节上十足的准确性，但由此表达的热情和善意则是明白可见的。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说，后者能够消融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远看中国因不知不识而造成的偏狭，无疑是一种更难得的东西。在这段历聘欧美的过程里，蒲安臣曾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51) ，并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奏报里曾总括而谓之“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52) 。在中国人累受重创的经验里，蒲安臣做到了一个使臣不容易做到的事，因此当他最后染肺炎病故于彼得堡之时，朝旨举其“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引为“殊堪悯恻”(53) 。虽说帝王的褒扬本来各依程式，但这些话里应当不会没有一点感动。蒲安臣是一个美国人，因此，当他“为我国（美国）和文明的利益计”(54) 而向美国政府请辞公使之职的时候，其心中用来作判断的价值观念之中，显然有着一种深远的美国意识和自觉的美国意识。但他又以“遇有各国不平之事”自“必十分出力”(55) 立心愿而为中国出使，并以其“不辞劳瘁”表现了一时共睹的诚意和努力。由此显示的，则是他身在两者之间而以沟通两者为职志和事业，并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合理的世界而执着于以“公平合理”为中西交往的理想。所以，虽然这一场历聘欧美之行并没有改变中西之间已有的格局和势态，但作为一个致力于传播沟通的人物，在美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杰出的人(56) ；在中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以蒲安臣比李泰国，则显见得西方文化生成的个人各有面目而品类悬殊，由此反照出来的正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六年后马格里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由造炮一行改做公使馆里的参赞，也成了从事“中外交涉事务”的外国人。在郭嵩焘的记述里，他是一个常常跟在身后走来走去的人。跟了走说明有用，所以此后三十年里他一直在伦敦做中国使馆的参赞。虽然身在故国，而身份则始终是中国官员。直到20世纪初年，汪大燮出使英国之日追叙在他之前历任中英交涉之职者，犹以为“英馆数十年来之使者”，大率皆“专靠洋员马格里一人”。并举“马去春病时，使馆有公事，尚须派人就马枕边请口述，而后能行文”为例，以说明马格里虽是“洋员”，实一身系馆事之重(57) 。继马格里之后，还有美国人麦嘉缔（McCartee，Divie Bethune）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参赞，法国人雷乐石（Rocher，Louis）出任中国驻英、法公使馆的参赞，美国人科士达（Foster，John Watson）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谘议，挪威人佘德（Schjǒth，Fredrik）出任中国驻挪威的总领事，以及俄国人柯乐德（Grot，Victor Von）和美国人杜德维（Drew，Edward Bangs）分别以参赞和随员的身份随李鸿章出使(58) ，等等。这些人大半都不能算作各有声光，但作为身入出使之列的外国人，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他们已不仅是受中国的雇用，而且在做中国的代表。就这个意义而言，相比于技师、工匠、兵头、教习之各以器物和知识为专业范围，他们一定会更直接而且更深入地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之中。与这些做了中国政府雇员的西方人相比，法人毕乃乐自同治初年投效淮军之后由教练枪炮而管带洋炮营，五年之间以军功自见，次第得花翎、“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和记名总兵，而后“愿隶版图”，不再做法国人而要改做中国人，“庶几世世子孙长为圣朝赤子”。李鸿章奏报朝廷为之请命，历叙毕乃尔“仓猝遇合，投袂从戎”的始末，称其“向慕华风，实出至诚不贰”，力主“坚其毕生效命之忱”。遂使来自西国的一个彼族落籍于安徽合肥而得“归依圣朝”，从化外走进了化内(59) 。这种事不会多见，但作为真实的故事，这种事又为当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一种曾经有过而异乎寻常的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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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17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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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19 然而西方人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同时是一种外来人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比之清代早期历史中钦天监里的汤若望和行走于内廷作供奉的郎世宁之畴，这个时候聘来的西人则全不相侔而另成一类。他们在被雇用的同时，又会自觉地用自己的眼界、意见、推理和判断一节一节地影响雇用者，并由此造成一种累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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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21 作为其中之典型，像赫德那样一身掌管中国的海关税务四十多年的人物，便在四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枢府中的大佬和疆吏里的强人相往还，并以种种事关军国的题目作进讲，而引出庙堂议论的群鸣和回响。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他曾因此而被称作中国政府“几乎不可或缺的顾问”(60) 。就一个非我族类的英国人而言，赫德之能够长久地影响当权的中国人，是因为他用独裁的办法管海关税务，具体地因之而醒目地演示了洋税的年收入总额在他手里由8，556，476库平两增加到34，968，046库平两的过程(61) 。这些数目字与赫德连在一起，而与这些数目字连在一起的，则是数十年里持久地用洋税来支撑的“边防经费”、“筹备饷需”、“海防经费”、“造船经费”、“军备制造经费”、“各省协饷”、“淮军协饷”，以及“还神机营怡和借款”、“还郑工借款”、“解拨皇室经费”、“解拨内务府经费”、“解拨陵工经费”、“解拨江南织造经费”等等“国用”(62) 。在一个财政窘迫的时代里，洋税为朝廷维持了从国防、兵工到内廷与河工的庞大开支，从而为朝廷维持了一种可以延续的国家治理。所以，洋税的可靠便非常自然地会在总署的意中转化为赫德的可靠。而后是海关的总税务司与当权的中国人越走越近。用文字作实录，在赫德的日记里便多见“今日去总理衙门”；“整个下午均在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见到亲王也在该处”；“昨日在总理衙门进早餐”；“一点钟时被召去总理衙门”(63) ，还有“文祥今日午间叫我去”；“应文祥召往，中午董询来访”；“宝鋆和徐继畬日前来访”(64) 等等，记述的都是与总署里管理各国事务的大臣所作互相对话和一起共事的情节。在这种越走越近的往来里，本以海关税务为职业范围的赫德便常常要越界，用自己的见识与主张为中国人办洋务，并因之而广泛地牵动和影响同光两朝的财政、外债、海防、外交、海军、邮政、教育、铁路、币制，以及器械的采购和洋员的引入。当时人谓之“阴持朝议，显绾邦交”，“阴”和“显”说的都是一种由越界而获得的牵动力和影响力(65) 。但作为一个出自基督教世界的外来人，为中国人办洋务而致一身广涉多端而牵动八方的过程，同时又一定会是一个缠绕于种种矛盾之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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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23 光绪二年（1876）初，翁同龢在日记里评说十个外国人，而以“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66) 为总结之辞。虽然其时赫德做的是中国官，但以族类分彼己，在翁同龢心里仍然是和英国公使归为一体的。与恭亲王和文祥之借重赫德比，翁同龢表达的是一种猜度和疑虑。同一年郭嵩焘奉旨出使，在临行之前的觐见中与西太后作问答，也有一段话专门说到这个题目：“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67) 其间与翁同龢的不谋而合都是把赫德等同于英国，并以此猜度和疑虑他在中英之间的损此益彼和心不可测。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是一种容易引发共鸣的推论，所以，前后数十年之间，赫德的主张曾不时地受到身为疆吏的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的排抵(68) 。除了是个“彼族”之外，还因为赫德的主张常常以弱枝强干和内重外轻为立场，从而常常想要改变十多年内战所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的既成之局，使身在既成之局里的疆吏要让出许多用之已久的东西。他卷入得太深，所以疆吏大半都不喜欢他。然而对于赫德来说，身在中西各立界限之间而由此入彼，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仅是重重扞格里的一面，与之同时存在，并以其相互对映而成为相互对比的，还有西方人的不喜欢。六十年代末期的《北华捷报》曾以“非常带有贬意”的用心评论赫德，深信“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国式的了，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这一类报章文字代表的是“通商口岸商人们的尖锐批评”(69) 。而文字之外还有诉讼，以至于使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与英国人交涉争执，至少三次当过英国法庭里的被告和原告(70) 。而比这种因商人和商务而起的官司更深一层的扞格，则是“马嘉理案”引发中英外交冲突之日，赫德曾受托协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议约于烟台，而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利益化作不同的是非之界和激烈的口舌之辨，直接地导致了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之间私人关系的恶化，于是英国公使也不喜欢赫德(71) 。而排比年份时序，则威妥玛恼怒赫德之日，也正是郭嵩焘非议赫德之日。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和西方人的不喜欢交集于一人一身，构成了一个外来人为中国办洋务特有的复杂和矛盾。然而这一类矛盾犹属被动的和外在的，与之同时发生而且同样真实的，还有生成于一个为中国办洋务的外来人精神世界里的扞格，这种扞格是内在的，因此常常要自己面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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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25 作为英国人，赫德在四十多年的总税务司生涯里一直清醒地把自己看成是“身受俸禄”的“中国政府的臣仆”(72) ，而且用心于从中国人身上“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预中国公事的议论”。这个过程使他能够比同一辈的其他西方人更切入地理解中国文明，并从中文频频出现而西人普遍憎恶的“体制”一词中读出“国家尊严”的含义，并常常自我归类为“站在中国一方”(73) 。由此形成的精神联系里既有理性，也有情感，因此当他在同治五年（1866）请假回国之际，日记中写的是：“全部行李装上马车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回家去，我喉哽眼湿，一时觉得难以再见到‘同文馆里的’学生，同他们告别了”(74) 。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赫德身上的这一面称作“中国化”(75) 。但“中国化”了的赫德又始终维系着一种守护英国利益的自觉。他在为中国政府作“臣仆”的时候，曾自述“我现在执行的，只是1861年英国外交部付托给我的任务”，其要义所归的“使中国强起来足以保卫自己”(76) ，正直接地联结着“合作政策”下的英国利益。英国利益是一种狭隘的利益，因此，身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常常要在中国人的地域里和事务中提防“反英”的俄国和法国(77) ，提防后起的“德国势力和权益”，以及“为了她（英国）的资本，她的子孙，为了威望，为了稳住自己，防备所有的外来者”(78) 。总括而言之，是“我们主持的工作，虽然叫做海关，但其范围很广，目的是尽可能在各方面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它确是改革各地海关管理制度以及改革中国一切生产事业的一个适当的核心组织，而最关重要的是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79) 。然则“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其程度和限度又都以英国的利益为尺度。在赫德为中国人办洋务的过程里，这些都会成为他用来影响和导引中国人的取向。是以李鸿章晚年出使俄国而赫德引为深忧，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将要在各方面经常跟着俄国走”(80) 。与他身上的“中国化”相比，这些显然都是另外一面。四十多年之间，赫德身上的这两面构成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中国意识和英国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四十多年之间赫德又在年复一年地带着这两种东西劳劳碌碌，自以为在致力于“同时保护中国和英国的利益”(81) ，并因之而跌宕起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与翁同龢对话论时局，曾言之苍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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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27 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子五千万磅，除还日本外尚余一千……百磅，中国可办他事，而法俄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失孰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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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4329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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