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74324

1706874325 作为英国人，赫德在四十多年的总税务司生涯里一直清醒地把自己看成是“身受俸禄”的“中国政府的臣仆”(72) ，而且用心于从中国人身上“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预中国公事的议论”。这个过程使他能够比同一辈的其他西方人更切入地理解中国文明，并从中文频频出现而西人普遍憎恶的“体制”一词中读出“国家尊严”的含义，并常常自我归类为“站在中国一方”(73) 。由此形成的精神联系里既有理性，也有情感，因此当他在同治五年（1866）请假回国之际，日记中写的是：“全部行李装上马车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回家去，我喉哽眼湿，一时觉得难以再见到‘同文馆里的’学生，同他们告别了”(74) 。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赫德身上的这一面称作“中国化”(75) 。但“中国化”了的赫德又始终维系着一种守护英国利益的自觉。他在为中国政府作“臣仆”的时候，曾自述“我现在执行的，只是1861年英国外交部付托给我的任务”，其要义所归的“使中国强起来足以保卫自己”(76) ，正直接地联结着“合作政策”下的英国利益。英国利益是一种狭隘的利益，因此，身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常常要在中国人的地域里和事务中提防“反英”的俄国和法国(77) ，提防后起的“德国势力和权益”，以及“为了她（英国）的资本，她的子孙，为了威望，为了稳住自己，防备所有的外来者”(78) 。总括而言之，是“我们主持的工作，虽然叫做海关，但其范围很广，目的是尽可能在各方面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它确是改革各地海关管理制度以及改革中国一切生产事业的一个适当的核心组织，而最关重要的是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79) 。然则“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其程度和限度又都以英国的利益为尺度。在赫德为中国人办洋务的过程里，这些都会成为他用来影响和导引中国人的取向。是以李鸿章晚年出使俄国而赫德引为深忧，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将要在各方面经常跟着俄国走”(80) 。与他身上的“中国化”相比，这些显然都是另外一面。四十多年之间，赫德身上的这两面构成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中国意识和英国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四十多年之间赫德又在年复一年地带着这两种东西劳劳碌碌，自以为在致力于“同时保护中国和英国的利益”(81) ，并因之而跌宕起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与翁同龢对话论时局，曾言之苍凉地说：

1706874326

1706874327 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子五千万磅，除还日本外尚余一千……百磅，中国可办他事，而法俄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失孰得耶？

1706874328

1706874329 又说：

1706874330

1706874331 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能行，特尽我心耳。

1706874332

1706874333 他的话里仍然有着对于法国和俄国的排拒。但他总论“四十余年”里自己“极思助中国自强”的往事与心路，则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感染力。遂能使多年之前以“狡桀”称赫德的翁同龢为之枨触，他把这些话都写入当天的日记之中，并特为注明其“语极沉痛”(82) 。这是一个外国人为中国而沉痛，所以赫德打动了翁同龢。

1706874334

1706874335 赫德流露的苍凉和沉痛以及他一身所系的复杂和矛盾，具体而且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外来人在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的过程里变成了局中人。赫德之外，还有在同文馆里做了二十五年总教习的丁韪良，为江南制造局和海关译书三百九十余部的林乐知（Allen，Young-John），既办学又译书的傅兰雅（Fryer，John），以及虽然不在雇用之列，而以赈济、编报、办学、游说与士大夫相交往的李提摩太等等。他们同赫德一样，一生中的四十多年或五十多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也同赫德一样，大半都有过各自的苍凉、沉痛与复杂、矛盾。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这些人促成了中国的改变，同时其自身也在为中国所改变，遂使他们的个人历史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后来作《清史稿》的一班人把赫德连同戈登、日意格、德克碑一同编入了《列传》；而更后来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为有清一代的主要人物立传，同样也把这些外国人当成了这一段中国历史里的人。他们开列的名单并不算完整，但他们的叙述则已是在用具体的情节写照具体的历史。

1706874336

1706874337 （2007年）

1706874338

1706874339 (1)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二。

1706874340

1706874341 (2)  《钦定大清会典》卷一百，第4页，光绪戊申十一月。

1706874342

1706874343 (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346页。

1706874344

1706874345 (4)  《洋务运动》（一），第323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71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274页。

1706874346

1706874347 (5)  《英国使馆来文》卷34，1857年4月3日（国务院），转引自《美国人在东亚》，第195—196页。

1706874348

1706874349 (6)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72卷，阿礼国致史丹雷1868年1月1日之密件。转引自《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5页。

1706874350

1706874351 (7)  《美国人在东亚》，第251页。

1706874352

1706874353 (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1706874354

1706874355 (9)  《美国人在东亚》，第196页。

1706874356

1706874357 (10)  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第4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1706874358

1706874359 (1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18页。

1706874360

1706874361 (12)  《洋务运动》（五），第11页。

1706874362

1706874363 (13)  《洋务运动》（三），第609页。

1706874364

1706874365 (14)  《洋务运动》（一），第96页。

1706874366

1706874367 (15)  《海防档·机器局》，第4页。

1706874368

1706874369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3页。

1706874370

1706874371 (17)  《洋务运动》（四），第128、141、265、278—279、283页。

1706874372

1706874373 (18)  《洋务运动》（五），第68、181、205、208、212页。

[ 上一页 ]  [ :1.70687432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