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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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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20、910—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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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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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三十九，《盛宗丞转江督刘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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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249—250、494、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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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8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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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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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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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448、455、459页；《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56页；《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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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336—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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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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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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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三，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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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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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第158页；《重修大足县志》（民国）卷五，《余栋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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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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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译文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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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9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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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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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来的历史叙述统称为“洋务运动”的曲折过程，在19世纪60年代是以“自强”之名发端的。以“自强”回应西人的逼迫，本义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 。“师”与“夺”相对举，说的是中国人的东西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不得不取西方人的东西来对付西方人。此谓之“借法”。因此对于西人的逼迫作自觉的回应，便一定会首先成为一种自觉的移入和移接。这种移接由战争催生，并因之而始终以兵事为中心，但由此演为“制器”，其直接引来和长久维持的，却是中国社会里从未有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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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容闳在安庆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2) 。这些话讲得很恢宏阔大，而真能打动曾国藩的，则是他写入了日记之中的“制器之器”(3)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对奕訢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随后奕訢作奏折申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皆循之以为理路(4) 。其间的目力所注，都是西方世界里的机器。与这些立论和判断相关联的，无疑是安庆内军械所与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正在开始的事业。然而西方世界里的机器以及由机器支配的生产方式本与产业革命相为因果，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发生于欧西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历史过程，所以，西人的“制器之器”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相隔遥远而不在勾连之中，它们属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然则以中西之间的历史差异为反衬，容闳、曾国藩、李鸿章、奕訢之急于搬入“制器之器”，显然是在用一种逸出常规的方式别开门洞，接纳了中国社会旧有的经济形态原本容纳不了的东西。而后，创办于同治四年（1865）的江南制造局才可能以机器为中心作成自身的构架，并随机器的扩增而步步延展，远远地超过了白手起家的安庆内军械所和规模简陋的上海洋炮局。与之相类似，同一年里苏州洋炮局北移之后变为金陵制造局，也是藉“制器之器”而一时恢张，开出了一派别成样式的场面。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甲午战争前后，由西方搬入的机器在中国导引了一个历史过程。当日继起于沪局和宁局之后的，还有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英桂创办的福建机器局，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行营制造局，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1874）瑞麟创办的广州机器局，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奕譞创办的神机营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刘秉璋创办的浙江机器局，光绪十年（1884）岑毓英创办的云南机器局，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创办的台湾机器局，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一个一个的机器局在三十多年之间连成了前后相续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里，艰难地产生和形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而身列于这个过程之中，并因此而直接作成了这个过程的各立局面者，则除了奕譞分属天潢贵胄和吴大澂是奉旨“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的钦使之外，都是那个时候的总督和巡抚，从而都是那个时候国家权力结构里可以以臂使指的人。这种疆吏接引机器的主导性和制宰性由湘淮军功人物开先河，而三十多年之间，其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地用政治促生经济，又在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是由国家权力造出来的。若以欧西的样式为范本，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异态。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欧西制器已有的自然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是冲击之下的回应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出于历史。当时人称为“卧薪尝胆”，称为“忍辱含垢”，称为“旦夕图之犹恐其不急也”，称为“无止境亦无尽境”(5) 。说的都是一面在急着走，一面被拖着走。因此，西方世界里本应属于经济的东西，那个时候的中国却不得不用政治急迫地催生出来。而对欧西来说是一种异态的东西，对中国来说则是一种既定和限定之下的别无选择和不得不然。于是沿用过去已有的官办手工业的成法，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便成了那代人办洋务的当然取径和历史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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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机器是随枪炮轮船引入中国的，所以这一类疆吏创置的机器工业只能是以枪炮轮船为目的，同时以枪炮轮船为范围的兵工业。李鸿章曾明了地概括而言之曰：“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6) 在“心摹手追”的深处，则含结着冯桂芬所说的“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7) ，在彼时身入局中的士大夫里，这是一种与“军火制造”互相系结的期望和愿想，并且是一种不折不断的期望和愿想。从东南开始的“心摹手追”因之而能够沿着这种期望和愿想伸入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和华中，分蘖出一个个相类似的机器制造机构，并累积地汇为时务中的要目。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此派生和组织的生产过程曾以五千多万两白银的开支和万余雇佣工人的劳动(8) ，为拙于旧兵器和苦于旧兵器的中国军队提供了成千上万仿制的来福枪、林明敦枪、黎意枪、快利新枪、马梯尼枪、毛瑟枪和田鸡炮、乌理治炮、阿姆斯脱郎炮。与枪和炮一同归于“军火制造”的，还有以防海为预想的木壳明轮船、木壳暗轮船、木胁兵船、铁胁兵船、钢胁快船、铁甲兵舰、鱼雷舰、浅水舰，等等。众多的机器局用自己产出的这些东西直接地牵动兵事，从整体上助成了中国军队器物一面的新陈代谢。同时是这种由机器主导的兵工业又在以自己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相殊异，并由此而成为中国经济里先起变化的部分和别成一路的部分。其间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都曾各据一方，自成典型，以各自的兴作不息而成当日的规模之大。从同治中期到光绪中期，以三十年为约数，它们既在这段历史中产生，又以自己的存在和活动富有代表性地写照和说明了这段历史里的盛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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