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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洋务运动》（五），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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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十二卷，《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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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洋务运动》（一），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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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洋务运动》（一），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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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洋务运动》（五），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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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洋务运动》（三），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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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六，《机器局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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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洋务运动》（二），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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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洋务运动》（八），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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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洋务运动》（三），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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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洋务运动》（三），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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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洋务运动》（三），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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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洋务运动》（二），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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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当时沪局、闽局、津局皆议定数十万，宁局常年以十数万为开支，其他机器局多在数万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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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洋务运动》（二），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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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洋务运动》（四），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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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涧于集·奏议》卷四，《会议闽省接仗情形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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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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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洋务运动》（四），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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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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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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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年夏季日军在海路猝然动手击沉高陞号轮船，到乙未年仲春中日议定《马关条约》，短短九个月工夫，中国与日本已由暴力作尺度分出了胜负高低。而后是割地赔款与朝野震愕相对映，化为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1) 的愤痛和哀痛。三十五年前，时人曾用“庚申之变”写照英法联军带来的沉重冲击，与之相比较，则此日以“国殇”为词说中日战争，对应的无疑是一种更深更重和更多亟迫的精神冲击。因此，当台湾守军与义民前仆后继，节节苦战于没有退路的绝境之日，庙堂之内的言路和庙堂之外的士议已在韩事催发的一路高亢之中共趋激越，化为桴鼓相应的万窍怒号和滔滔大波。其间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往往“激切惶惧”而“涕泗横集”，而所争都在“罢和议”与拒和约(2) 。三十五年以前，“庚申之变”直接震动了北京的朝廷和东南的疆吏，以此对照三十五年以后庙堂之内和庙堂之外的桴鼓相应，显见得中日战争的结果已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搅动了上层士大夫，而且搅动了下层士人。出现于这个过程中的台谏、翰林五十七人“合词吁请特起重臣以维国脉”；翰林院中三十七人“联衔密陈”乾纲独断“速定戎机”；“译署章京五十六（人）连衔说帖”争和议；以及“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请改和约”，江西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呈诉”和约“误国病民”，江南省举人五十四人“公呈”和约之“必不可行”和十八省公车上书吁请“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等等(3) ，都在各申主张而前后相继，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蓬蓬然起于国难之中，非常明白地显示了清代二百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士人由个体而聚群，又集群以议国事的声势。在刚刚战败的中国，这种朝野喧腾所到之处，都在使这场失败了的战争及其始末因果成为一世之横议层层追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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