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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53 在经历数十年教案连绵不绝带来磨难连绵不绝之后，磨难便是心中的经验。因此，由这种通商化为制造，而致小民生计困厄作推度，则想得最多和想得最深的，便不能不是民间社会的不得安宁和中外之间的危机四伏，与之相连的俱是了无穷期的多灾多难。比之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这些由日本人造成的变化虽然后起，对于中国人的生存世界而言却是一种更直入从而更具摧折性的蹙踏。而曾经学西方的日本之后来居上，又以其封豕长蛇之行在为西方作示范，使“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加肆意要挟”，而后是“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53) 。对于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已是周遭四围重重而内外皆在穷境之中。这些文字虽然出于张之洞之手，却富有深度地代表了当日士人社会对中国经此一击，急遽沉降的整体认知。于是而有士人群体直面“中国神明之冑，几不得齿于为人类”(54) 的张皇和身逢“焚如之灾，迫在旦夕”(55) 的亟促，自庚申之变以来，中国人用“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五千年来一大变局”为极尽形容之辞，以描述中西交冲所引入的前所未有。而此日孙诒让由“事势之危”与“世变之酷”(56) 相对举说前所未有；张之洞用“非常之变局”(57) 为刻画之词说前所未有，则都比前此三十余年的极尽形容更过了一大截。在他们那里，前所未有的“危”、“酷”和“非常”，其实已不仅是变局，而且是“危局”。之后，是“积弊极深”与“世变之酷”相逢于那一代为时势召聚起来的士人面前，使他们不得不在“世变”里先后走向力除“积弊”，并因之而不得不“变通成法”(58) 。汪诒年后来为汪康年作传，其中“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节说：“吾国自甲午一战败于日本后，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59) 作为那代人中的一员(60) ，他以“洞明时事”总括那代人认知的重心和要点，非常清楚地描画了“积弊”与“世变”交集之下，以“变法”求“图存”的思想逻辑和历史理由，逻辑和理由所表达的都是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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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55 在甲午乙未之际的中国，这种思想逻辑和历史理由，以及逻辑和理由中内含的不得不然，都是能够惊人之心，动人之心和犁然有当于心的东西。因此，在张之洞倡“变通成法”而“日以改革为急务”(61) 之日，刚刚奉旨巡抚湖南的陈宝箴同样心忧“国势不振极矣，非扫弊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并有心就湖南“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62) 。同一个时间里，新疆巡抚陶模作奏议，也在以“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为主题而罗举多端，吁请“实力施行，以振人心而扶危局”(63) 。这些出自疆吏的筹想各自谋划时务，而其间之共有的和彼此相呼应的都是变法、“图存”和“危局”。同他们相比，被“眷依”的翁同龢身在朝局之中而常苦心长力绌，“自念以菲才当枢要，疆事如此，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又“于讲帷则无补救，于同列则致猜疑，疾病缠绵，求死不得”，四顾局蹐，遂时有“悠悠苍天，曷其有极”(64) 的无穷苍凉。“以菲才当枢要”，说明他自知才识情性不宜于多难之世执政柄而为天下司命，而既已当枢要，则又不得不在多难之世里执政政柄而为天下司命。若以此为本色与张之洞那样疆吏中久经世务的挥洒自如者相比，翁同龢显然不是一个长于展布而构想恢弘的人。然而甲午、乙未之际，他一路蹶竭，“穷力看《普法战纪》四本”，至“惫极矣”；又因汤寿潜“论时事极有识”而“招之来长谈”；之后“以陈炽《庸书》、汤震《危言》进呈御览”，等等。功夫都在旧日的见所见和闻所闻之外(65) 。《庸书》以“外患之与内忧，恒相因而相积”之理说“改弦而更张之”(66) ；《危言》以五十篇论天下之弊种种，而一以“穷变通久”为症结之所在和出路之所在(67) 。虽说两者都成书于甲午战争前夕，但翁同龢关注、理解和接受它们以变法为主旨的论说则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助成了这种关注、理解和接受的，显然是他从战争的结局里看到的过去没有进入思想和视野的东西。而由“进呈御览”，又可见翁同龢手里的变法观念无须过渡便已能转化为直接影响皇帝的东西。对于翁同龢来说，这是真信；对于皇帝来说，这是开智。由于真信变法，因此翁同龢的日记里又有听美国人科士达（Forster．John Watson）说“练兵”、“改西法”、“造铁路”、“赋税”，称“其言反复悚切”；听英国公使欧格纳（O’conor，Sir Nicholas Roderick）“深谈中国贫弱，他国有并吞之心”，并举“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为归国之前“抒真心，说真话”的“临别之言”，自谓“譬如遗折，言尽于此”。称“其言绝痛”，引出“谓然而叹，知六合以外此理同矣”；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和“变法”，称其“读书明理”，尤称“其言切挚”(68) 。这些外国人都在向中国人指陈变法，而“悚切”、“绝痛”、“明理”、“切挚”以及“六合之外此理同矣”，又说明他们的话翁同龢不仅听得仔细，而且听得动心。由于动心，在进呈中国人的变法论之后，他又曾一手包办地将李提摩太的变法论也进呈御览(69) 。自通籍以来，翁同龢立朝三十余载，既不喜欢变成法，也不喜欢外国人。而心中之好恶积之既久，一旦触发，便有甲午前九年游秘魔岩，指洋人所到之处为“腥膻狼藉”；甲午前八年春节“各国公使来拜”，则视同“一群鹅鸭杂遝而已”；甲午前七年见曾纪泽与西人交谈“作夷语”，又以“啁啾不已”相比方(70) ，等等。这些话言为心声，都在以刻薄见憎恶，与当日已经历时二十多年的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相对照，俱见其犹未走出深闭固拒。然则以前事律后事，则发生在翁同龢身上的这种从“鹅鸭杂遝”的鄙而且厌到“谓然而叹”的深被打动，以及从授帝王读经史到教帝王学变法，都醒目地显示了“世变”之下人的失路和人的变化。而同清流起家作疆吏，并因身作疆吏而在十多年里深度介入了洋务的张之洞比，显见得翁同龢更久于以不变应万变和更惯于以不变应万变。因此，作为士林清望，翁同龢的变化虽起于一人一身，却典型地反照了其时“世变”影响人心的程度，从而以其一人一身典型地表现了与之久相因依的清流群体精神世界蝉蜕的深度。有群体而后有主体，是以在汪诒年所说的“洞明时事之流”讲“变法”的过程里，与疆吏的条陈与枢臣的进呈同时出现，而又比他们更能引人注目并更能折射历史走向的，其实是清流之群起倡变法和清流之四出谋变法。乙未年中日议和，六个月之后，曾经力主拒和的文廷式已在奏议里引“大学之道，首重新民，春秋之义，必通权变”说世局，以痛论“时至今日”之“无可因循”。然后举“波兰、土耳其之事”为比，刻画万国“环而观我”之下的“迫不及待”，期能唤出帝王的“宸谟英断”，为“时势艰危”之世宏开“作新之功”(71) 。他向往的“作新之功”当然都是能够用来破旧法的东西。稍后又有王鹏运作奏疏，四顾“民穷国匮”而以“苟非时事所迫，人谁不欲习故安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理，并急急乎入手为当日的中国筹种种“变通之法”(72) 。在这些文字里，他用“时事所迫”四字作写实，所表达的丕变中国之想，尤能以其出自甲午以后的精神世界而真实地反映甲午以后的精神世界。同一年里，人脉属湖北的汪康年在东南聚合“同人”，于此“否剥已极之时”群谋弃去“故习”以“拯衰弱”。而尤信“开风气”可以造时势，“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与立论于奏议，从而着眼于政事的文廷式、王鹏运相比，汪康年之筹变法而注重“开风气”，显然已更多地把中国“臻富强”(73) 的希望移向了社会一面。他们以各自的申说各论变法，而在那个时候的士人世界里，他们和他们的言论又都与四周的共鸣和共议常在彼此影响与交互感染之中，由此形成的既是一种“公卿谋于上而处士奋于下”(74) 的士议激扬，又是一种众声哓哓而混沌莫辨的沆瀣一气。张元济后来说“中日战败，外患日迫。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庵陶然亭集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75) 。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日李提摩太在广学会作“年会陈词”，津津乐道“中东战后，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遂使广学会印行的译书由“人鲜顾问”一变而“几于四海风行”。之后又列举1893年“收书价洋银八百余元”，1895年“收书价洋银二千余元”，1896年“收书价洋银五千余元”为实证，以其前后的悬殊说明士大夫思想变迁的急迫和剧烈。如果把当时书商盗印的数目也算进去，则其销行的规模还会更加可观(76) 。张元济说的是京城士林，李提摩太则统括京内外士林而言之，其范围又大了许多。这些人以他们的存在和倾动，为张之洞的条陈、翁同龢的进呈以及文廷式、王鹏运、汪康年的议论提供了一种广袤的底色。而倾动同时又是摄动，所以，在彼时名属清流的大佬里，李鸿藻一生“重老成”(77) ，而当士林的“求新之意”走向高潮的时候，则李鸿藻的门下也卷入进来，攘臂而作(78) 。这个过程由清流发端，又由清流主导，而张元济以“时务西学”概括“一时名下”的“忧时之士”；李提摩太以“求新之意”概括“京外大小各官”，则说的都是这个由清流发端和主导的过程里变法与“求新”相表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因此，乙未年夏季京师立强学会，便因其多属“台馆诸臣”(79) 的清流渊源而一头连着守儒学本分的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又因其“求新”于西学而另一头连着职在传教同时兼作策论的美国人李佳白和英国人李提摩太。在时势的映照之下，由此显出来的已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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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60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706873079]

1706875561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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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63 清流的磅礴重起始于甲午年，然而以乙未比甲午，则重起的清流又正在变得不同于旧日的清流。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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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65 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悬虚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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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67 然后引申而言之曰：“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扺掌附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堂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言了事者。”(80) 清流主持清议并承载着清议，而时当光绪初年，又正是清流崛起庙堂且声势炽盛之日。因此曾纪泽笔下写“清议”，刻画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清流。他以“中西通商互市”为“天运使然”，为“不能闭门而不纳”，要义皆在陈述洋务的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持此以度量清议，则其枚举而历数之的以“泥古”反洋务；以“博持正之声”反洋务；以“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反洋务，便都成了既与势相悖，又与理相悖的东西。虽说就本义而论，因“钻营不得”而“诋毁之”并不真能算作清议，但他所说的这种清议与洋务在整体上分为两截，从而清流总体地反洋务则是那个时候显然可见的事实。李鸿章久在这个过程和这个事实之中，曾言之慨然地说：“凡事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为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又自谓“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而祸福得失，久置度外。”(81) 其意中的“文人学士”和“谣诼”，对应的无疑都是清流和清议。然则循名责实，“泥古”、“持正”和“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说的都是清流之反洋务，其根由全在于清流之守“故习”而不“通变”，尤在于清流之不能容忍以夷变夏。因此，以“三十年来”的这些事实作反衬，则甲午年群起于议战拒和的清流，至乙未年已群聚于变法和“求新”相表里，“求新”和“西学”相表里，便不能不算是一种脱胎换骨之变。作为三十年历史的延续，清流与洋务在外观上依然各分渊源而各自成群，但就其内里而言，显见得变化中的清流已越来越深地进入了“事会之乘”，从而越来越真知和切知十六年前曾纪泽所阐述的势有必至而理所当然。一则出自日本人的记载说，马关议和之日，李鸿章在备极磨难的同时，又曾深作反思和前瞻，并对伊藤博文言之明了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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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69 坦白地讲，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的阶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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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73 他曾在庚申之变的层层冲击里识世变而入洋务，因“打击”而“醒悟”的况味已久知之而备尝之。因此他相信战争会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残酷的战争尤其会大幅度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世界。而以这种反思和前瞻比照乙未之后的清流，则无异是李鸿章预言和期待的事，正在成为和已经成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这些人在战争与议和的动员下汇拢，其汇拢的过程遂自始便是共指李鸿章为祸首和公敌的过程。但时逢中日之战，则身在中日之间。当他们由倭人“弹丸黑子”而“全力敝我”发问，以追索和搜寻“中国之所以不振者”(83) ，则又不能不为追索和搜寻所牵引，在沿波讨源之中走入古今中西的重重纠结里，而后是这些被战争与议和召聚起来的士林健者观照之视野变，力行之取向亦变。当初以怒骂痛诟相呼应的清流中人因之而一个一个移其重心，前后相接地走近和亲近被旧日清流所排拒的种种物事。于是而有沈曾植谋“开学堂、设银行”，筑“东三省铁路”(84) ；文廷式“请各省开矿”(85) ；王鹏运说“经国要图，洋务为急”(86) ；陈炽倡“立商部”、“行钞法”、“铸银钱”、“修铁路”、“广轮舟”、“开矿政”、“立书信馆”、“征烟酒税”(87) ；孙诒让以“广求君子之通洋务者，与共撑时局”为“今之要事”(88) ，以及张元济切论“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89) ；李端棻奏议“广立报馆”、“选派游历”(90) ，等等。而当这一类议论一时远播，其回声四起之中，又有原“本读圣贤书”的罗振玉为“海内人心沸腾”所染，起而兼读“江南制造局译本书”，期能“稍知外事”(91) ；原本读史、治举子业、学骈文散文的王国维至此日“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92) ；原本“方读《春秋左氏传》”的杨树达虽然刚刚十二岁，却在“国人愤慨，力图自强，士论皆谓宜求实学”之日亦为时趋所挟，开始“兼习数学焉”(93) 。罗振玉读“译本书”，当然是读外国书；王国维在中国人的文史之外别立“所谓学者”，显见得是指西学的夺人眼目而别开一重天地。而那个时候时论之推重算学，本在于时人都把算学当成制造之本。因此杨树达归“数学”于“实学”，同时是以数学为新学。这些人久以书斋为生活世界，并且久在士人社会的边沿和下层，因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变化，便更富广度地写照了变法与“求新”相表里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的席卷之势。而比对前后，则其间被列为要目的东西，有许多都是李鸿章已经做过和心中想做的东西。所以群起的清流虽以“吾党”、“吾辈”和“同志诸公”、“力求振作之党”(94) 自立称谓而集为一类，自觉地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但他们用来表达主张的中心观念和基本观念，却依然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产出的“自强”和“富强”。这种见之于甲午和乙未之间的事实醒目地说明：他们虽以怒目相向对李鸿章，而由世路嬗蜕说前因后果，则显然是他们所代表的历史阶段与李鸿章所代表的历史阶段其实彼此贯连，相为承接，同在一个节节变迁的过程之中而无法一手断为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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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75 作为一种观念，三十多年之前被“庚申之变”逼出来的“自强”，以及由“自强”派生的“富强”，其要务在“师夷智”，在“借西法”。因此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着眼的是移接彼邦之长技，以守护中国自身和中国之固有。但甲午之不同于庚申，是清流群起大张“自强”和“富强”，其要务已在“变法”。所以当日的士议，便多见“兴利除弊，变法致强”的一体总括，以及“非变法制，不足以除锢习，振人心”，即“非变法制”不足以语“自强”的推断阐发，更“愤懑诫诧”一点的，还有“我中国非变法不特不足以自强，实不足以自存”(95) 的危言醒世，等等。这一类主张和论说出自士林之共鸣，而后是“近今风尚，竞谭西学，而有志之士，皆思变法，以支危局，此亦运会使然”(96) 。变法成了自强和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题中必有之义。然则甲午之后的变法自强不同于庚申之后的借（西）法自强，其要端全在于前者的“变法制”、“除锢习”所对应的，都是中国之固有，从而都是中国的自身。所以，相比于借法之重在移接彼邦之物，则这种“竞谭西学”而“皆思变法”之所重，是在以彼邦之物为法式来丈量中国之固有和改造中国之固有。在这个过程里，同样由借法开始求富强的日本，在打败中国的同时又炫人眼目地为中国人提供了变法致强的实例和说服力。遂使刚刚被日本打败，并因此而凝眸注视日本之后来居上的中国人不得不成了被说服者。乙未年春夏之交，胡燏棻奏疏论“变法自强”，在战争甫息之日便借日本“反镜以观”，表达的正是这种说服和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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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77 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之兴旺，国家岁入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征兵、宪兵、预备、后备之军，尽计不过十数万人，快船雷艇总计不过二十余只，而水陆各军皆能同心齐力，畅晓戎机，此又以西法致强之明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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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79 他列举日本由“力行西法”而得的种种“致富之明效”和种种“致强之明效”，说的都是“明治维新”能够变日本之固有为日本之前所未有。借助于这种“反镜以观”，他把实例和说服力引到了帝王面前，然后言之切实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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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81 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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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85 胡燏棻曾是李鸿章的属吏，又在中日战争期间为湘军理粮台，且“素以谈洋务著称”，比之清流中人不能算是同出一脉。但在甲午乙未之际，他又比多数清流中人更早，而且更清晰地表述了这种随后为清流所共奉的放手更张之说。作为一个从甲午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获得阅历的人，他此日论事尤其想要破“成例”和变“成法”，正说明移接彼邦之物的借法自强，三十年里常在仄径之中而脚下愈行愈狭，其间所累积的苦恼都来自西法为中国的“成法”所困。因此，他在甲午之后岌岌乎引日本为实例说变法，并一路引申一路阐扬，以其言之切入而影响一时(98) ，又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甲午之前借法的过程里本自已经在催生和蓄积变法之想。后来清流论变法，也常用取譬日本为立脚点和说服力。是以黄遵宪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日本国志》此前“久束高阁”(99) ，而乙未之后则在京师和南中的士大夫之间成为探究时务的要籍，其关注之所在，则都是与变法同义的“明治维新”。日本人证明了借法不敌变法，而后是“图存”的中国人不能不由借法而急趋变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乙未之际，日本不仅在一场战争里打败了中国，而且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和社会走向。于是，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过去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变法成了支配人心并主导时趋的观念。与这种社会意识和群体归向的嬗递相对应，是变法所指，自始即广涉武备、财赋、制艺、科举、庠序、官常、士习、缙绅、漕运、人材、农事、水利、钞币、厘税、民智、心术、文字，以及“上下壅阏”，“民气之不通”，“今之政府何以能力薄弱至此”等等中国人熟视已久而又习为惯常的物事和现象(100) ，其功夫皆用于从熟识之中寻出不合理和从惯常之中寻出不可常，以期“舍旧而图新”。由此促生的审视、訾议和弃去，对象都是中国之固有，因此，审视、訾议和弃去又常常会追溯“二百余年来之历史”和“二千年来之学”、“二千年来之政”(101) ，其中的怀抱激烈者，至有私议“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并因之而倡“尽烧宋人之书”(102) 。显见得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舍旧而图新”一路推衍可以走得很远。而其间之要义，则全在于由中西之分深作推衍而派生的新旧之分。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经验比照历史经验之外的西方世界而知前者罩不住后者，又在这个过程里历经屡起屡挫之痛，而后因中西之分而知古今之分。然则此日倡变法因中西之分而有新旧之分，正是沿古今之分而来，且又更入了一层。就其内涵而言，这种分了又分，意义都在重估价值：由于西法代表了今，又代表了新，所以中国之固有遂不能不跌入既古且旧的一面。以此印证李提摩太在广学会的“陈词”里乐道中国人的“求新之意”，其理由显然也在“新”之一字超出了文字本义的种种历史内涵。而后，因中西之分而派生的新旧之分和古今之分，反过来又以价值为尺度，成了用来说明中西之分的东西，使中国的自我形象在甲午之后的国人心中开始破碎。一则出自清流的士议追溯道光以来中西交冲的种种情节，概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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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87 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其士卒之步伍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钩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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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91 其间罗举的“执政”、“将帅”和士农工商已在人口上统括了中国的全体，而与之对应的国政、兵政、学术、生业。则整体地统括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因此这六个“可耻”出自中国人的笔下，不仅是在自我贬抑，而且因其贬抑的彻底性而几乎成了一种自轻自贱。相比于中西交冲以来长存于人心之中的“中华为自古闻名之邦，典章文物，久已冠绝环球”(104) 的自尊和自信，则这个时候的中国之为中国已是头脚颠倒。而对于身入古今之比和新旧之比的那代人来说，这种颠倒的形象便是中国真实的形象。因此后来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甲午乙未之后游走江湖，一面发愿救世救时，一面又由湖北向上海询问：“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并自谓“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系，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105) 。这些话由道听途说引出所思所想，其言之沉痛所反照的，也是一个形象破碎的中国。而中国之形象破碎，同时是人心之凭藉破碎，所以那代人倡变法于古今中西之间，便多信“今日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106) 。在这种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之想里，是中国犹未变，而士人的心灵和精神已大变。由此返视三十多年之前曾国藩奏议“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其意中之所愿是“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07) ；左宗棠奏议“设局试造轮船”，其意中之所虑是“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08) ？他们都是呼风唤雨为借法自强开先河的人，而其心中的“永远之利”显然全属中国之固有。因此，在他们那里，若以西法为新，固有为旧，则同时又是新者为器，旧者为道。这种以道器分中西，从而以体用分中西，决定了借法自强的本义和初旨都在取新卫旧。但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已经是既无分道器，也无分体用。当日之激切者至直白言之曰：士大夫“冥然无知，动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是以立此为指归，则变法自强的着眼点和立脚点不能不移到除旧布新，同一个意思，彼时的士议称作“扫除更张”(109) 而由这种“立国之道”引申推演，便很容易置中国之固有于“变亦变，不变亦变”(110) 。其间陈三立“令子弟改业西学”，张元济“习英文”，汪大燮也“欲苦学西语”(111) ，都以科第中人的由此入彼显示了中国之固有在人心中的摇晃和脱落。这些观念的起伏消长说明：以甲午乙未前后为起点，借法自强蓬蓬然转向变法自强，与之相伴随的是价值变，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而后观念引入世事和观念引入人际，起于认知的新旧之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演为人与人之间的新旧之界。在这个过程里，因议战议和而汇拢于这个过程里的清流中人，一旦由攘夷群趋变法，其议论的重心便多见以“开新”、“维新”、“刻意求新”以及“振兴新学”和“尽弃旧学而学之”等等广认同类；同时又用“旧党”、“锢蔽者”、“守旧之徒”、“守旧之病”以及“故见自封，如蛙在井”等等辨面目，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划为异类(112) 。彼时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做章京，而信中评议人物，直谓“子培出译署后，其中多系非洲太古之人，无可与言者”(113) 。他笔下的“非洲太古”都是极言其旧而蔑乎视之，以此为比照，则愈见得沈曾植之能够亲近，是因为沈曾植出自清流而识得开新。在那一代新人物里，张元济是一个性本温良的人，然而界分新旧之际，其心中的自负又已不自觉地化为傲兀。因此“非洲太古”和“守旧之徒”、“如蛙在井”一类新的修辞一时俱起而词锋锐利，都引人注目地说明：变法一方自始便在以文字显示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进取性和冲击性。比之上一代清流目为“以夷变夏”的李鸿章，他们用“开新”敌“守旧”的群起之而群鸣之所造成的震动显然更加剧烈，波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由此一脉相延而一路亢张，遂有谭嗣同日后所说的“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114) ，其言之决绝悍猛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有。因此熟识人物掌故的瞿兑之后来追叙这一段史事，曾总论之曰：“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而“五四”运动后五年陈独秀概述“国民运动”，一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说是“当时政治思想分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二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的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争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逐失政权而入居北京”(115) 。他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而言之更重始末曲折。两者各自用“始旧继新”和“思想互变”概括了一个曾经长久抵拒借法的士人群体因战争的召聚而起，又在直面战争和直面危局的过程里骎骎乎演化为变法主体的事实。这个群体以自身的代谢映照了历史的代谢，其间的变迁之迹正非常明白地显现了晚清中国时势逼人的促迫峻急。而比之因议战议和而分类分群于一事一时，则以“开新”敌“守旧”，牵动的都是千年之虬结和千年之沉积，所以其分类分群撕裂得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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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93 亟亟乎汇集于甲午乙未之际的清流人物群，又亟亟乎演变于甲午乙未之际。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完了从拒和到变法的漫长历程，因此，就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又是一段仓猝的历程，从而是一段没有前车之辙可循的历程。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便不能不与个体的各寻其是和各是其是相表里。而变法成为共趋之日，则共趋一定又会化作裹挟，使更多犹未深入时务的士人在“一唱百和”(116) 的声光和喧豗里卷进来和跟着走，他们增添了变法的声势，同时也在为变法带来更多的复杂、纷杂和更多的没有法度。两者都与清流影响和主导的这个过程相伴随，因此两者都决定了这个过程的一路前行，常常要与歧互和舛错相伴随。乙未年秋季“京城士夫”立强学会，以李鸿藻门生张孝谦“主其事”，而“有正董之名”的沈曾植、丁立钧、陈炽，“有副董之名”的沈曾桐、文廷式则多出翁同龢门下。但历时未久，已见“张则垄断，口称筹款一切皆其力，以局为其局。丁因事有违言，函言当出局。张则谓我本未请其到我局，何出之有？继又与陈迕，而丁乃右张，为之调停，于是丁张合”。稍后又见“芸阁疏阔，叔衡阴深”，两不相悦而“丁日伺文短”。身在龃龉之间而为之深忧的汪大燮致书南省的汪康年列叙情状，然后说“若遇仲韬、节庵，诸可密告之，此间子培、叔峤极力和解也”(117) 。丁、张、陈、文，以及“仲韬”、“节庵”、“子培”、“叔峤”，加上束手无策的汪大燮和汪康年，都是正在倡扬变法和托举变法，并因之而合流合群的一时名流，但“垄断”、“违言”和相“迕”相“伺”，又说明这种合流合群的汇聚里没有产生出真正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后是没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强学会一变而为“聚辄议论纷纷”之所；再变而为“京都官书局”，最终是“明者”各自“引去”(118) 。与初创之日以“讲中国自强之学”为宗旨而召来“风雨杂沓，朝士鳞萃”(119) 的蓬勃气象相比，则相隔不过三四个月，已具见其兴也骤，衰也骤。而兴之骤和衰之骤，都说明了转变中的清流群体仍然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群体。他们以各自议论为表达方式，也以各自议论为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其感染彼此的地方和动人之心的地方便始终都只能是在以文字作议论的共趋之中。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又常常是在以大而化之的议论趋大而化之的变法之中。甲午乙未之际清流重镇在京师，士议之中心也在京师，而自京师里的人看京师，则多见“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恐必糟无疑”(120) 。这些话用“佥同”一词写士人之“上上下下”，与之相对应的，无疑正是彼时之群趋和共趋。然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又说明，这种“佥同”以及由此显现的群趋和共趋其实常在悬浮之中。“皆不知世务”而又多“言变法”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但这种明显的矛盾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三十年借法自强之后转向变法自强，其动因和动力皆不出自内生而是起于外铄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特点。由于不自内生，所以变法自强虽以中国为对象，但说变法的议论则大半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深处提取出来的，而是横看西洋东洋，同彼邦比较出来的，其间尤著者，在世人眼里便成了“剽窃西学，但助谈锋”(121) ；由于起于外铄，所以变法自强又不得不引“千钧一发，危如累棋”(122) 的惊悚与惶遽为自己的内在意识和自觉意识。而由此发为变法议论，便常常会言随势走，使其意中的危迫脱辐于世人心中的“世务”。一则记载描写“维新”志士为众人“开讲”，说是“闻其言，自始自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123) 。显然是“开讲”说法虽言之灼灼，而手段大半都在以情绪鼓荡人心。然则以名实而论，前一面是悬浮，后一面也是悬浮。这种悬浮形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矛盾之中，但这种悬浮与变法的共趋交缠于同一群人的笔下与心头，又会使甲午乙未之际群倡变法自强的过程里愿想多而理致少，附会多而真知少，意见多而思想少。比之理致、真知和思想，意见、附会和愿想都是片断的东西和易变的东西，并因之而是深度不足的东西和难以凝结的东西。而后是缺乏整体性和缺乏统一性便成了当时的惯态，并在因战争聚集的清流一路转向变法的过程里常常演为内里的抵牾扞格，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这个群体本身和这个过程本身。所以，继乙未年京师强学会尚未开局已起内讧之后，丙申年出刊的《时务报》在风行一年之后也从里面开始坼裂。梁启超后来概述维新变法的前史，曾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作“飓风”，比作“火山大喷发”、“大地震”(124) ，以摹写其震动之猛烈。但就当时的事实而言，则这种震动大半都出自强烈的排拒。被归入旧党的人排拒之，被目为新党的人也排拒之。其中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甲午之后五十年陈寅恪追叙家族旧史而事涉变法，特为言之切切地将其“先世”同托古改制那一路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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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5595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法，深以为然。据是可见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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