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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燏棻曾是李鸿章的属吏，又在中日战争期间为湘军理粮台，且“素以谈洋务著称”，比之清流中人不能算是同出一脉。但在甲午乙未之际，他又比多数清流中人更早，而且更清晰地表述了这种随后为清流所共奉的放手更张之说。作为一个从甲午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获得阅历的人，他此日论事尤其想要破“成例”和变“成法”，正说明移接彼邦之物的借法自强，三十年里常在仄径之中而脚下愈行愈狭，其间所累积的苦恼都来自西法为中国的“成法”所困。因此，他在甲午之后岌岌乎引日本为实例说变法，并一路引申一路阐扬，以其言之切入而影响一时(98) ，又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甲午之前借法的过程里本自已经在催生和蓄积变法之想。后来清流论变法，也常用取譬日本为立脚点和说服力。是以黄遵宪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日本国志》此前“久束高阁”(99) ，而乙未之后则在京师和南中的士大夫之间成为探究时务的要籍，其关注之所在，则都是与变法同义的“明治维新”。日本人证明了借法不敌变法，而后是“图存”的中国人不能不由借法而急趋变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乙未之际，日本不仅在一场战争里打败了中国，而且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和社会走向。于是，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过去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变法成了支配人心并主导时趋的观念。与这种社会意识和群体归向的嬗递相对应，是变法所指，自始即广涉武备、财赋、制艺、科举、庠序、官常、士习、缙绅、漕运、人材、农事、水利、钞币、厘税、民智、心术、文字，以及“上下壅阏”，“民气之不通”，“今之政府何以能力薄弱至此”等等中国人熟视已久而又习为惯常的物事和现象(100) ，其功夫皆用于从熟识之中寻出不合理和从惯常之中寻出不可常，以期“舍旧而图新”。由此促生的审视、訾议和弃去，对象都是中国之固有，因此，审视、訾议和弃去又常常会追溯“二百余年来之历史”和“二千年来之学”、“二千年来之政”(101) ，其中的怀抱激烈者，至有私议“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并因之而倡“尽烧宋人之书”(102) 。显见得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舍旧而图新”一路推衍可以走得很远。而其间之要义，则全在于由中西之分深作推衍而派生的新旧之分。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经验比照历史经验之外的西方世界而知前者罩不住后者，又在这个过程里历经屡起屡挫之痛，而后因中西之分而知古今之分。然则此日倡变法因中西之分而有新旧之分，正是沿古今之分而来，且又更入了一层。就其内涵而言，这种分了又分，意义都在重估价值：由于西法代表了今，又代表了新，所以中国之固有遂不能不跌入既古且旧的一面。以此印证李提摩太在广学会的“陈词”里乐道中国人的“求新之意”，其理由显然也在“新”之一字超出了文字本义的种种历史内涵。而后，因中西之分而派生的新旧之分和古今之分，反过来又以价值为尺度，成了用来说明中西之分的东西，使中国的自我形象在甲午之后的国人心中开始破碎。一则出自清流的士议追溯道光以来中西交冲的种种情节，概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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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其士卒之步伍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钩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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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罗举的“执政”、“将帅”和士农工商已在人口上统括了中国的全体，而与之对应的国政、兵政、学术、生业。则整体地统括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因此这六个“可耻”出自中国人的笔下，不仅是在自我贬抑，而且因其贬抑的彻底性而几乎成了一种自轻自贱。相比于中西交冲以来长存于人心之中的“中华为自古闻名之邦，典章文物，久已冠绝环球”(104) 的自尊和自信，则这个时候的中国之为中国已是头脚颠倒。而对于身入古今之比和新旧之比的那代人来说，这种颠倒的形象便是中国真实的形象。因此后来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甲午乙未之后游走江湖，一面发愿救世救时，一面又由湖北向上海询问：“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并自谓“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系，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105) 。这些话由道听途说引出所思所想，其言之沉痛所反照的，也是一个形象破碎的中国。而中国之形象破碎，同时是人心之凭藉破碎，所以那代人倡变法于古今中西之间，便多信“今日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106) 。在这种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之想里，是中国犹未变，而士人的心灵和精神已大变。由此返视三十多年之前曾国藩奏议“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其意中之所愿是“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07) ；左宗棠奏议“设局试造轮船”，其意中之所虑是“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08) ？他们都是呼风唤雨为借法自强开先河的人，而其心中的“永远之利”显然全属中国之固有。因此，在他们那里，若以西法为新，固有为旧，则同时又是新者为器，旧者为道。这种以道器分中西，从而以体用分中西，决定了借法自强的本义和初旨都在取新卫旧。但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已经是既无分道器，也无分体用。当日之激切者至直白言之曰：士大夫“冥然无知，动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是以立此为指归，则变法自强的着眼点和立脚点不能不移到除旧布新，同一个意思，彼时的士议称作“扫除更张”(109) 而由这种“立国之道”引申推演，便很容易置中国之固有于“变亦变，不变亦变”(110) 。其间陈三立“令子弟改业西学”，张元济“习英文”，汪大燮也“欲苦学西语”(111) ，都以科第中人的由此入彼显示了中国之固有在人心中的摇晃和脱落。这些观念的起伏消长说明：以甲午乙未前后为起点，借法自强蓬蓬然转向变法自强，与之相伴随的是价值变，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而后观念引入世事和观念引入人际，起于认知的新旧之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演为人与人之间的新旧之界。在这个过程里，因议战议和而汇拢于这个过程里的清流中人，一旦由攘夷群趋变法，其议论的重心便多见以“开新”、“维新”、“刻意求新”以及“振兴新学”和“尽弃旧学而学之”等等广认同类；同时又用“旧党”、“锢蔽者”、“守旧之徒”、“守旧之病”以及“故见自封，如蛙在井”等等辨面目，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划为异类(112) 。彼时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做章京，而信中评议人物，直谓“子培出译署后，其中多系非洲太古之人，无可与言者”(113) 。他笔下的“非洲太古”都是极言其旧而蔑乎视之，以此为比照，则愈见得沈曾植之能够亲近，是因为沈曾植出自清流而识得开新。在那一代新人物里，张元济是一个性本温良的人，然而界分新旧之际，其心中的自负又已不自觉地化为傲兀。因此“非洲太古”和“守旧之徒”、“如蛙在井”一类新的修辞一时俱起而词锋锐利，都引人注目地说明：变法一方自始便在以文字显示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进取性和冲击性。比之上一代清流目为“以夷变夏”的李鸿章，他们用“开新”敌“守旧”的群起之而群鸣之所造成的震动显然更加剧烈，波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由此一脉相延而一路亢张，遂有谭嗣同日后所说的“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114) ，其言之决绝悍猛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有。因此熟识人物掌故的瞿兑之后来追叙这一段史事，曾总论之曰：“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而“五四”运动后五年陈独秀概述“国民运动”，一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说是“当时政治思想分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二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的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争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逐失政权而入居北京”(115) 。他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而言之更重始末曲折。两者各自用“始旧继新”和“思想互变”概括了一个曾经长久抵拒借法的士人群体因战争的召聚而起，又在直面战争和直面危局的过程里骎骎乎演化为变法主体的事实。这个群体以自身的代谢映照了历史的代谢，其间的变迁之迹正非常明白地显现了晚清中国时势逼人的促迫峻急。而比之因议战议和而分类分群于一事一时，则以“开新”敌“守旧”，牵动的都是千年之虬结和千年之沉积，所以其分类分群撕裂得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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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亟乎汇集于甲午乙未之际的清流人物群，又亟亟乎演变于甲午乙未之际。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完了从拒和到变法的漫长历程，因此，就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又是一段仓猝的历程，从而是一段没有前车之辙可循的历程。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便不能不与个体的各寻其是和各是其是相表里。而变法成为共趋之日，则共趋一定又会化作裹挟，使更多犹未深入时务的士人在“一唱百和”(116) 的声光和喧豗里卷进来和跟着走，他们增添了变法的声势，同时也在为变法带来更多的复杂、纷杂和更多的没有法度。两者都与清流影响和主导的这个过程相伴随，因此两者都决定了这个过程的一路前行，常常要与歧互和舛错相伴随。乙未年秋季“京城士夫”立强学会，以李鸿藻门生张孝谦“主其事”，而“有正董之名”的沈曾植、丁立钧、陈炽，“有副董之名”的沈曾桐、文廷式则多出翁同龢门下。但历时未久，已见“张则垄断，口称筹款一切皆其力，以局为其局。丁因事有违言，函言当出局。张则谓我本未请其到我局，何出之有？继又与陈迕，而丁乃右张，为之调停，于是丁张合”。稍后又见“芸阁疏阔，叔衡阴深”，两不相悦而“丁日伺文短”。身在龃龉之间而为之深忧的汪大燮致书南省的汪康年列叙情状，然后说“若遇仲韬、节庵，诸可密告之，此间子培、叔峤极力和解也”(117) 。丁、张、陈、文，以及“仲韬”、“节庵”、“子培”、“叔峤”，加上束手无策的汪大燮和汪康年，都是正在倡扬变法和托举变法，并因之而合流合群的一时名流，但“垄断”、“违言”和相“迕”相“伺”，又说明这种合流合群的汇聚里没有产生出真正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后是没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强学会一变而为“聚辄议论纷纷”之所；再变而为“京都官书局”，最终是“明者”各自“引去”(118) 。与初创之日以“讲中国自强之学”为宗旨而召来“风雨杂沓，朝士鳞萃”(119) 的蓬勃气象相比，则相隔不过三四个月，已具见其兴也骤，衰也骤。而兴之骤和衰之骤，都说明了转变中的清流群体仍然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群体。他们以各自议论为表达方式，也以各自议论为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其感染彼此的地方和动人之心的地方便始终都只能是在以文字作议论的共趋之中。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又常常是在以大而化之的议论趋大而化之的变法之中。甲午乙未之际清流重镇在京师，士议之中心也在京师，而自京师里的人看京师，则多见“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恐必糟无疑”(120) 。这些话用“佥同”一词写士人之“上上下下”，与之相对应的，无疑正是彼时之群趋和共趋。然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又说明，这种“佥同”以及由此显现的群趋和共趋其实常在悬浮之中。“皆不知世务”而又多“言变法”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但这种明显的矛盾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三十年借法自强之后转向变法自强，其动因和动力皆不出自内生而是起于外铄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特点。由于不自内生，所以变法自强虽以中国为对象，但说变法的议论则大半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深处提取出来的，而是横看西洋东洋，同彼邦比较出来的，其间尤著者，在世人眼里便成了“剽窃西学，但助谈锋”(121) ；由于起于外铄，所以变法自强又不得不引“千钧一发，危如累棋”(122) 的惊悚与惶遽为自己的内在意识和自觉意识。而由此发为变法议论，便常常会言随势走，使其意中的危迫脱辐于世人心中的“世务”。一则记载描写“维新”志士为众人“开讲”，说是“闻其言，自始自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123) 。显然是“开讲”说法虽言之灼灼，而手段大半都在以情绪鼓荡人心。然则以名实而论，前一面是悬浮，后一面也是悬浮。这种悬浮形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矛盾之中，但这种悬浮与变法的共趋交缠于同一群人的笔下与心头，又会使甲午乙未之际群倡变法自强的过程里愿想多而理致少，附会多而真知少，意见多而思想少。比之理致、真知和思想，意见、附会和愿想都是片断的东西和易变的东西，并因之而是深度不足的东西和难以凝结的东西。而后是缺乏整体性和缺乏统一性便成了当时的惯态，并在因战争聚集的清流一路转向变法的过程里常常演为内里的抵牾扞格，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这个群体本身和这个过程本身。所以，继乙未年京师强学会尚未开局已起内讧之后，丙申年出刊的《时务报》在风行一年之后也从里面开始坼裂。梁启超后来概述维新变法的前史，曾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作“飓风”，比作“火山大喷发”、“大地震”(124) ，以摹写其震动之猛烈。但就当时的事实而言，则这种震动大半都出自强烈的排拒。被归入旧党的人排拒之，被目为新党的人也排拒之。其中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甲午之后五十年陈寅恪追叙家族旧史而事涉变法，特为言之切切地将其“先世”同托古改制那一路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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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法，深以为然。据是可见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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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70687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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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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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朝政和朝局而言，在重起的清流以变法影响中国政治的同一段时间里，他们又直面遭逢帝王之家事起于宫闱而伸入朝局，从而是帝王的家事也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两者在同一个时间里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中，遂使身在群趋变法之中的士流不能不常常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两者都变得越来越盘错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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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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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而“甫邸都虞司，又传有起”，以至不得不“驰入”以赴，则说明了事起突然而且急迫。这次召见“前后不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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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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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而后是“诸多不法”的太监被“扑杀”。时人说“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131) 。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妇，便常常要使皇帝“意不怡怿”(132) 。但甲午年西太后既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能不移到政府，并因之而进入国事和影响国事。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和细节，则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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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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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过不了这一关的鲁伯阳刚刚到手的上海道“开缺矣”。而鲁伯阳之外，“同时又放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何刚德彼时以职分所在曾参预“考验”，所以洞知其中的始末曲折。以他多年阅历，像这样皇帝越过军机处“进单”而指名放道员的事，以及军机处犹未能识其来路而皇帝已经先知出处的事，都属异乎寻常的七颠八倒。而庙堂之上弄得七颠八倒，又出自“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事”(133) 。若比照翁同龢日记里附列的姓名，则西太后所指“祈请干预”正是何刚德称作“暗通声气”的事。鲁伯阳曾在淮军粮台里讨过生活，因其人品太坏而为李鸿章熟识而又不齿(134) 。所以亲知淮军人物史事和晚清人物史事的李经迈后来言之凿凿地说：“光绪乙丑，德宗景皇帝大婚礼成，亲裁大政，珍、瑾二妃，渐蒙宠幸，时有干求，一时热中倖进之徒，多以太监文姓为弋取富贵捷径，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则癸已、甲午之间，鲁伯阳之简江苏苏松太道、玉铭之简四川盐茶道，及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135) 。他也由鲁伯阳说到玉铭，而又比何刚德又更广一层地牵连而及文廷式。其间所举“太监文姓”一节，也为见之于翁同龢日记的西太后怒斥“内监”的话头提供了一种印证。然则西太后虽然因其一己之私意不喜欢珍妃、瑾妃，而以事实论前因后果，则甲午年这场风波的起端显然是珍妃太过恃宠恣肆，并连带着使光绪帝以人君之尊而自己坏了朝廷治天下的规矩。在珍妃之前，西太后也卖过内务府管辖下之，而专属旗人缺分的税关监督和织造，也收过钱物，从而也坏过规矩，但以鲁伯阳、玉铭一类弄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又做得七颠八倒的事相比，则珍妃之伸手攫取无疑更加不讲章法。因此就事论事，珍妃虽在这场风波里成为受谴的一方，却并不全是冤屈的一方。然而帝王之家事一旦移入国事，珍妃被抑遂事同皇帝被抑，这一类事常常发生，虽然因果是非各不相同，但其间的夫妇之恩怨、母子之恩怨便都会与国事羼杂交错，并且广被推想和别为演绎。而岁在甲午的中国，则尤其会与庙堂上的和战之争深相绕结。当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奏疏论战事，摭拾多端猛烈弹劾李鸿章，继之笔锋转向深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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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谓议和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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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据“市井之谈”相质疑而自谓“未敢深信”，但一路推演，言之滔滔的其实都是深信。推演和深信，前提都是母子不和，而引此以入奏章，则不能不算出格。因此朝旨切责其“肆口妄言”以开“离间之端”，之后“革职发往军台”(136) 。安维峻的奏折当日为朝野注目，是因为他用主战与主和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从而是用褒贬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由此引申，又深疑“归政”的太后并没有把当国的权力还给皇帝。虽说这些大半出自猜测的推断太过简单明快，并因之而太过一分为二，未必全合深宫里的舛错 ，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表达的推想和判断却能引发许多士林中人的共鸣。是以“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137) 。安维峻在奏议中说帝王的母子之间，同一个月里，奉旨赴山海关主持防剿事宜的刘坤一行前觐见，他与西太后的对话同样也在说帝王的母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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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论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坤一奏曰：“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者，不在外臣而在内廷，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意，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渐。”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尔如此公忠，诚宗社之福。”(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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